“伐交”的主线是利用矛盾，转移矛盾，致敌于离心
     从历史角度看，蒋介石的“二元治军术”早就为他的失败埋下了祸根。所谓“二元治军术”是说出身于上海滩的蒋介石，帮派思想根深蒂固。在治军方面，他把由自己亲信掌握的部队称为嫡系、中央军，把各路“诸侯”掌控的部队称为旁系、地方杂牌军。并长期实行“信此疑他、厚此薄彼”的政策。因此，在国民党的军队中素有“亲娘生和后娘养”的牢骚。这种状态在顺境和高压下尚可维持，一旦时局有变，便会矛盾丛生，相互猜疑，貌合神离，各有盘算。
     傅作义是阎锡山所属晋军的干将。1927年任师长时率部与奉军作战，孤军守城三月余，遂以“善于守城”著称。1929年任晋军第10军军长。1930年参加了以反蒋逼其下野为目的的蒋阎冯战争（亦称中原大战），任阎军第2路军总指挥。战争失败后被蒋介石、张学良改编，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和华北“剿总”总司令。尽管如此，嫡系与非嫡系之分在蒋、傅两人中都是心知肚明。这在平津战役的谋划和部署过程中都有明显的表露。例如，蒋介石在战前授予傅作义的“三项大权”无非是拉拢傅作义为他卖命守城。而“一字长蛇阵”的战役部署，把中央军布防在北平以东之廊坊、天津、塘沽、唐山等地；傅系布防在北平及北平以西之怀来、宣化、张北、张家口、柴沟堡等地，却有“同床异梦”之嫌。对蒋介石来说，他当然希望一旦平津失守，继续拉傅部从海上南撤到长江以南继续为蒋家王朝卖命；如傅部拒绝，也要把中央军撤回江南，企图划江而治。而傅作义的盘算却是一旦失守，可逃到绥远固守待变。同时，在傅系部队与中央军的交往中也存在摩擦、牢骚和怨言。
     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政宣、情报、敌工）联同地下党组织和影响较大的知名人士充分利用蒋、傅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矛盾，在平津战役过程中，针对傅作义集团面临的不利形势，不断地揭露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残忍性，一意孤行发动内战的不义性，以己之私逼迫拉拢部下为其卖命的狡猾性。反复宣传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和蒋家王朝灭亡的必然性，脱离蒋帮，弃暗投明的正义性，戴罪立功，向人民谢罪的必要性。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傅对蒋的不信任感和互相猜疑进一步加剧，官兵的斗志急速削弱，守城应战的立场进一步动摇，思考何去何从的情绪充满傅系阵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毅然派出低层次的代表与人民解放军的代表进行秘密接触和试探摸底性谈判。这是平津战役中“伐交”的显著特点，为后来的正式谈判奠定了初步基础。
    “伐兵”与攻城依据：着眼于变化，恩威并施
     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从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历时23天，顺利完成了“分割包围，断敌逃路”的任务。此时，傅作义集团已由“惊弓之鸟”成为“笼中之鸟”，完全失去机动的自由。而人民解放军则迅速转入执行“吃掉两头、孤立中间”的第二阶段战役任务。第二阶段从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1月15日历时24天。12月22日，西线人民解放军在新保安围歼了傅军主力第35军军部及两个师。12月23日，张家口守敌5.4万人由北向西突围，被解放军歼灭在张家口以北地区，解放了张家口。在东线，东北野战军包围天津后，一面准备攻城，一面开展和平攻势，并向天津守敌发出放下武器的警告。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自恃“大天津堡垒化”，拒绝放下武器。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集中22个师，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作战部署，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仅40分钟就突破敌坚固城防，经29小时激战，于15日15时解放天津，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守城司令陈长捷。17日又解放了塘沽，堵死了敌人由海上南逃的通道。
     新保安、张北、天津战役的重大胜利，使傅作义集团已损兵折将逾三分之一。北平已陷于百万大军兵临城下孤立无援的绝境。这就为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