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5日，在国务院各单位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联委负责人会上，他说：“要把犯有敌我矛盾错误的人，争取到革命行列里来。对犯错误的好人，更应该教育他，只要承认错误就‘解放’他们。”“‘二月逆流’是有范围的，老同志的许多话是根据中央的政策讲的，不能把他们每句话都看作是‘二月逆流’，不能认为‘二月逆流’的人所作所为都要否定。”毛主席这次讲，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置毛泽东、周恩来讲话于不顾，继续策动围攻”二月逆流“。黄永胜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将一份反映徐向前最近思想动态的材料，报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主张进一步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家人。12月29日，周恩来批示：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有关同志谈话。”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这个意见。1969年1月3日，他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国家计委、石油部、七机部、外交部、对外文委等单位的造反派，要求继续批判李富春、余秋里、聂荣臻、陈毅。1969年1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值班室的请示报告上批准，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批示内容迅速传达，制止他们继续批判所谓”二月逆流“。
    江青一伙利用伪造的”伍豪等启事“，又一次揪起”倒周“狂潮，历史事实粉碎了他们的罪恶图谋。
     林彪、江青一伙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在围攻”三老四帅“等老同志时，处心积虑地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为了”倒周“，实现他们的狼子野心，竟然不择手段地利用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掀起了又一股”倒周“狂潮。
     1967年5月17日，江青致信林彪、周恩来、康生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随信她还附上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江青此举的歹毒用心是昭然若揭的，她自以为可以置周恩来于死地。
     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写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当天，周恩来还查阅了当时上海的报纸，并致信毛泽东，说明事件真相。信中说：”现在弄清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到”伍豪等启事“时，周恩来强烈反对”拿这个要挟“来搞阴谋。他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多少年前的东西找出来。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只要是善意的。但是，拿这个要挟，煽阴风，点阴火，来搞阴谋，那我是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