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毛泽东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借此“倒周”是反对的。这年的10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过：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当年年底，北京大学一个学生致信毛泽东，重提“伍豪等启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而当时在上海的康生，完全清楚此事纯系国民党特务伪造，但他却不置一词，不予证实。可见他的用心十分阴险歹毒。
    尽管事件的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但居心叵测的江青等人却仍然妄图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陷害周恩来。
     1967年10月，江青对吴法宪等人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针对江青等人的这种歹毒用心，为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1967年10月11月，周恩来先后两次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1968年1月10日，他致信江青，通知已将有关伪造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信中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1968年5月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出席一个接见会。接见间歇时，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老帅谈话，讲到“伍豪等人启事”时，他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事件”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会上，周恩来简要介绍了“伍豪等人启事”的原委情况，并说：“我已将那件事的报纸和我的报告影印了，还要写一个材料。”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72年6月23日，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等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会上，他宣布：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
     会议期间，6月13日，陈云就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作了佐证说明：“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当天，陈云还在书面发言中写道：“我现在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这次会后，江青一伙并没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将有关伪造“伍豪等启事”的材料和周恩来这个报告录音存档。不仅如此，江青一伙陷害周恩来之心仍然不死。王洪文还别有用心地指使上海档案馆，继续搜集有关“伍豪的材料”。为使党内同志知道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真相，避免江青等人今后继续利用这个伪造启事招摇撞骗，1975年9月20日，已经病危的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要来把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伪造的“伍豪等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签字的时间和环境：“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这是周恩来为防止江青一伙在他身后制造事端而进行的顽强抗争。
    ……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坚持不懈的，也是艰难曲折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艰难处境和在这场斗争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许多身历其境和亲身经历的老一辈革命家，都作出了公正而中肯的评价。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