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木不假外出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红岩，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次有惊无险的事情：
     那是1943年深秋的一天，已经奉命回到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突然接到在重庆红岩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的一封加急密电，这封电报的内容大意是：昨天下午整风学习后梓木不假外出，一夜未归，据闻在冯康庄处，现正劝其回来中。身在延安的周恩来看完电报，虽然已初步估计出事情的大致状况，但心里还是万分着急，脸上愁云密布，两道浓眉紧紧地拧在一起。他在窑洞里来回踱着方步，想象着这件事可能会导致的严重后果。不一会儿，他疾步走出窑洞，来到中央机要局电台室，要报务员立即给重庆红岩南方局发一份加急密电。这份电报的内容如下：重庆董老：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促其回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梓木”究竟是何许人也？他的存在与否又为什么会让周恩来“万分着急”，值得周恩来要南方局“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促其回来”？
     梓木，即王梓木，1895年生于黑龙江省木兰县。早年毕业于冯玉祥主持的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曾经参加过国民党，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受党的指派，他一直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做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在蒋、冯、阎的中原大战中，他于一次指挥作战时负伤失去了一条腿，因此，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后来，他的政治身份也逐渐公开。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考虑到王梓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各种关系十分有利于做国民党军队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组织上便安排他到南方局军事组，对外的名义是八路军驻重庆的高级军事参议，实际上是做国民党军的军事统战和情报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奉命撤回延安后，王梓木即担任南方局军事组负责人，同时他还在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工作。实际上，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设立的高级军政情报网的负责人，掌握着许多极其机密的军政情报和几十个中共在国民党军队系统里潜伏人员的情况和线索。
     周恩来虽然知道王梓木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急躁，脾气有点倔犟，但他毕竟是一个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的老同志，受党的教育多年，有什么事能让他就这样轻易脱离革命队伍，一走了之呢？这件事一定有它的缘由。
    争执后离开周公馆
     奉党中央的指示，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率南方局干部职工一百余人返回延安，董必武留在重庆坚守红岩阵地，主持南方局工作。按照南方局的整风学习计划，南方局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南方局军事组的主要办公地点设在城内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三楼，王梓木一条腿，行动不便，就一直住在周公馆后面大天井底楼靠嘉陵江边的一间小屋里。
     这天下午，南方局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就在周公馆底楼的会议室里进行。当天下午的主题是同志们相互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南方局的整风运动，在周恩来和董老的精心部署和安排下，尽管已避免了像在延安那样的一些过激行为，从总体上看是“和风细雨”，重在学习和教育，让同志们自己在心灵深处真正受到一次触及灵魂的教育，但在学习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有时还是相当激烈甚至面红耳赤、相互不留情面的。同志们的初衷都是善意的，那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一种手段，达到纯洁大家的思想意识、增强队伍战斗力的目的。
     当王梓木做了自我批评，希望同志们对他展开批评的时候，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对王梓木过去在国民党部队里的经历不了解的年轻同志，针对王梓木平时的工作作风和性格脾气，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意见，最后还有点带总结性的“上纲上线”，说王梓木是“西北军的封建军阀余孽，有严重的军阀习气”等等。刚开始时，王梓木耐心地听着，并且还认真地作笔记。但是当那个小青年说他是“封建军阀余孽，有严重的军阀习气”时，他一听就火了，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情绪，立即与这位年轻同志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散会后，当董必武得知此事，批评王梓木一个老同志不能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意见时，一时怒气未消的王梓木又与董老发生口角。回到屋后，王梓木心想自己参加革命十几年，竟然受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年轻的窝囊气，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气之下，竟然独自走出了周公馆，叫了一辆黄包车，径直去到上清寺康庄2号楼——他的“老上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设在城内的办事处。当他走出周公馆的时候，恰好被南方局干部王炳南和荣高棠看见，王、荣二人问他到哪里去？王梓木怒气冲冲，没有搭理。王、荣二人见状不对，便立即向董老作了汇报。等他们再到周公馆门口时，王梓木早已不见了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