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被国民党利用的突发事件
     王梓木在重庆出走八路军办事处的事，一时在国共两党内部高层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为什么呢？这件事得从几个方面说起。首先，王梓木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他掌握着中共在重庆精心培植起来的一个高级军政情报网，手里有十几个直接与他单线联系的我党打入国民党各方面的秘密情报人员，尤其是在国民党各军队上层里的中共秘密党员。王梓木是我党延安高层决策须臾不可离开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是我党把握国民党及国际动向的重要耳目，这张情报网一旦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周恩来和董必武得知王梓木出走后，心里十分着急，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把王梓木弄回办事处，确保我党情报系统的万无一失。
     其次，王梓木也是在国共两党军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正好是国民党军统策反中共上层人物的最佳对象。同时，他又是自己主动离开办事处的，正好给了国民党以极好的挑拨离间的借口和制造攻击中共言语的口实。而且，此时的王梓木的确很容易被国民党策反过去，这也是周恩来和董必武最担心的一点。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这一点：就在王梓木刚被龙飞虎接走后不久，就有两位身着国民党少将军服的军官来到康庄，他们自称是王梓木的朋友，要见王梓木。结果他们来晚了一步，连王梓木的人影也没见着，只好悻悻而去。原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并没有把冯玉祥的电话当成一回事，直到当天很晚的时候，才把王梓木脱离办事处的消息告诉戴笠。戴笠立即策划安排了两位平时与王梓木有交情的国民党少将军官，想去说服策反王梓木。因当天已晚，二人便在第二天一大早匆忙赶往康庄，孰知还是晚了一步，扑了一个空。戴笠见他派去策反王梓木的两个人连王梓木的人都没有见着，气得大骂吴铁城是臭官僚，贻误了党国大事。
     后来，国民党当局还借王梓木这件事做文章。他们派了一些小特务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门前和红岩嘴大有农场八路军办事处聚众闹事，污蔑、叫嚣说共产党把王梓木秘密处死了。八路军办事处为此还专门在周公馆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让王梓木在记者招待会上现身说法，有力地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
     在挽救王梓木活动中出力最多的王冶秋，后来竟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列入暗杀名单，所幸我党上层统战人士无意中得知这个绝密情报，找来王冶秋问他是否帮助了王梓木离开康庄。王冶秋矢口否认，说自己两个多月没有进城了，城里出了些什么事，自己完全不知道。这位重庆青帮的头面人物相信了王冶秋，派人给戴笠拿了言语，担保王冶秋不是共产党员，王冶秋才躲过了这一劫。
     王梓木回到办事处后，认真反省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意气用事，擅自脱离革命队伍，险些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严重错误，他主动向董老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考虑到王梓木不适合再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1944年底，组织上安排他随周恩来撤回延安。回到延安后，王梓木还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深刻剖析自己错误思想根源的书面检讨。毛主席给他回了信说：“梓木同志：来信看到了。欢迎你回来。你过去做了许多有益于党与人民的工作，今后望你继续做下去。一时的错误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记在心里。也许你经过这个挫折会要大进一步的，那末，错误也就转变为有益了。”毛泽东的话语十分亲切，这让内心一直愧疚的王梓木感到宽慰。他留在延安，继续担任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军事参谋。王梓木从此把毛主席的这封回信作为勉励和鞭策自己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的座右铭，一直珍藏在身边。
     建国后，王梓木先后任嫩江省（位于黑龙江地区西部，后并入黑龙江省——编者注）政府副主席、黑龙江省副省长、鞍山市副市长、辽宁省副省长，继续做了“许多有益于党与人民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王梓木和许许多多的老干部一样受到迫害，尤其是他这段本来早已说清楚了的、毛主席已经下了结论的历史，被造反派列为王梓木“叛党变节”的最大罪证，再加上他又是“封建军阀余孽”，72岁的王梓木在造反派的折磨下，于1967年6月18日在沈阳去世。而王梓木1943年在重庆出走办事处的这件事，被熟悉和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称为“王梓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