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国驻美国大使馆告之，那段时间，使、领馆连续接到不少恐吓电话，一些人还有组织地到使、领馆门前示威。白天，常看到路旁的树干上飘着黄丝带，据说是象征对亲人的思念；到了傍晚，一些人则在使馆大门前不远处举着蜡烛，守夜祈祷。还有人竟在街上拦住我们的外交官，近乎歇斯底里地叫嚷：“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的人回家？”美国内一些反华势力更是蠢蠢欲动，伺机破坏中美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杨大使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明真相，阐明立场，直接做美国公众的工作。杨大使对事件做了一个美国人容易理解的比喻：一伙人总在你家门前转悠，家里有人出去查看，结果自家的车子被毁，人也失踪了。对此，家里人总该有权利做一点儿调查吧，对方至少应该道个歉，这“非常重要”。他希望美国人民自己做出公正判断。
     这次采访播出后，对美国的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据媒体称，在杨大使接受CNN专访之后，赞同美国政府向中国道歉者的比例大幅度增加，由最初的不足20％猛增到后来的50％以上。有的美机组人员家属表示，如美方道歉就能让他们的家人回家，他们支持向中方道歉。
    六易其稿道歉信
    在我们的压力下，美方开始让步了，但步子迈得很不情愿。
    2001年4月5日晚，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给外交部送来了一份以普理赫名义写给我的信，算是美国政府给中方的道歉信。
     我们要求美方必须满足三项要求：一是美方必须以适当的英语措辞，对事件本身、中方飞行员和飞机损失及美机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中国机场，进行道歉；二是在飞机降落问题上，美国人必须承认“未经允许进入中国领空”；三是美方应对中方妥善安置机组人员表示感谢。
     但是，在信件第一稿中，美方仅轻描淡写地对中国飞行员的失踪表示“关切”，对于其他两项内容也未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这离我们的总体要求相去甚远，当然不能接受。我们当即批驳美方毫无诚意，指出这根本不能作为商谈基础，美方必须道歉，否则双方就没有必要再进行接触。
    看到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美方不得不再次软化立场，表示愿意和中方探讨修改措辞，满足中方要求。
     6日上午，美方递交了第二稿。在这一稿中，美方对王伟家属、朋友和战友表达了遗憾，但同时又称美国政府不能对此“事故”道歉。对美方的顽固态度，我们再次坚决顶回。
     6日晚，美方递交了道歉信的第三稿。7日上午，我们再次对道歉信的内容提出意见，要求他们修改。我们明确告诉美方，如不按中方意见进行修改，中方决不接受。
     美国人无路可退，不得不再做修改，于当天中午，向我们递交了道歉信的第四稿。在这一稿中，他们接受了美国应向中国人民道歉的要求，但又称，中方应允许美方在不迟于5月7日前，将美机运离中国。美国人居然给我们提出了条件。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决定再做交涉。
     4月8日，周文重部长助理同普理赫大使又先后进行了两轮磋商。当晚，美方向我们提交信件第五稿。这一稿在表示歉意时加重了语气，相关表述都改用“very sorry”（深表歉意）的措辞。美方还接受了在信中增加“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的内容、对中方妥善安置美方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并且去掉了“中方应允许美方在不迟于5月7日前将美机运离中国”的内容。
     这一稿基本符合了我们的要求。当晚，美方又应中方要求，在对信中的一些措辞进一步修改后，向我们提交了新的道歉信。这是美方向我们提交的第六稿。
     在这次围绕“撞机事件”的斗争中，焦点是道歉问题。因此“道歉”一词变得重要、敏感。在英文中主要的词有三个：“apologize”、“sorry”和“regret”。专家们认为，其中最正式的是“apologize”；其二是“sorry”；语气最弱的是“regret”。
     另外，如果一国政府对另一国政府说“sorry”则肯定是“道歉”。如需加重语气，可在前面加“very”或“deeply”等修饰词。
    接受道歉
     就美方道歉信内容达成一致后，双方商定于2001年4月11日由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代表美国政府正式递交中方，我则代表中国政府接受道歉。
     下午5时30分，普理赫准时来到外交部，我在外交部橄榄厅会客室接受了美国政府全权代表、驻华大使普理赫代表美国政府递交的关于“撞机事件”的道歉信签字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