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江南”，首先让人们想起的无非小桥玲珑、粉墙黛瓦、封火山墙、吴侬软语。除却前三者和风景相关的，“吴侬软语”这一条堪堪是关乎地域文化的载体之一——方言的。“醉里吴音相媚好”，这一刻板印象长久以来已深入人心。
    然而，所谓“吴侬软语”，不过是个近代以来兴起的新概念。
    和“吴侬软语”直接相关的文献记录，最早出现在清末吴趼人的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该书第七十六回说道：“他们叫来侍酒的，都是南班子的人，一时燕语莺声，尽都是吴侬娇语。”且用的形式是“吴侬娇语”，而非“吴侬软语”。宽泛来说，“吴侬软语”一词的诞生不过才区区一百多年。
    而且，和刻板印象不同，“吴侬软语”的覆盖面并不涵盖整个吴语区，而往往特指近现代苏州方言。郑振铎在《苏州赞歌》写道：“吴侬软语的苏州人民，看起来好象很温和，但往往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根据吴语地区居民的观感，同属北部吴语的宁波话就以“石骨铁硬”著称，丝毫不见其“软糯”。其他诸如常州话、上海话、绍兴话等，当地居民也不认为自己说话“软糯”。“软糯”的资格似乎向来是苏州话的专属。
    一般来说，造成苏州话“软糯”听感的原因是其效摄的独特元音以及其连读标调的婉转动听。
    所谓“效摄”，是一个音韵学术语，约略可以等同于普通话中除去古代入声韵来源剩余的ao, iao两韵字。这一类韵母，在苏州周边的方言里，如常州话，就读得如同普通话的ao，而在上海话、绍兴话和宁波话等方言中，则读得类似于普通话的o。
    苏州话却别具一格。效摄在苏州话中念得如同英语中apple的a一般的元音，国际音标记作/æ/。这一元音既前且低还不圆脣，跟北部吴语主流把这一摄的元音念成一个既后且高又圆脣的元音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苏州话的这一特点来得并不久远。不久前，苏州话的效摄还跟其他北部吴语地方一样念得后、高、圆脣。至今苏州的传统曲艺弹词和评话里，效摄还时常念作和今日常州话一样的/ɐu/而非/æ/。
    苏州话之所以变得如此与众不同，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北部吴语方言，其效摄走上了不同的音变道路。苏州及其周边的无锡、吴江，效摄走的是脱落韵尾-u的音变路子，亦即/ɐu/>/ɐ/，其他北部吴语走的是a+u>o的复合元音中和的音变路子。
    上个世纪初甫一发生这一音变，苏州城的女性仍觉得这一发音不够动听，和他处人对苏州温润如玉的刻板印象不符，于是把舌位前移，形成了读/æ/的性别变体。这一语音特征正是苏州话被视为“软”的最根本因素，后来逐渐成为了苏州话的代表性特征。如今，在老苏州话中几乎绝迹的效摄男性变体/ɐ/却还存在于无锡话中，吴江话则更进一步，/ɐ/变成了/a/。而吴江话的效摄却时常成为其被周围吴语区人视作土气的嘲讽对象。甚至不用远至吴江，苏州城东南七里的“大荡里”由于感染了这一音变，而连读变调的起伏比苏州城内更加剧烈，已经固定成为了评弹中用来“噱”的典型乡下口音代表。可见，音变细节的精准是多么重要。
    而这一切，都基于苏州地区在明清两代在江南地区经济中的领头羊地位所催生出的文化影响力，以及周边吴语地区对苏州地区的文化向心力和认同感。弹词的标准语言至今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苏州话。北部吴语地区几乎县县皆有评弹团，而学唱弹词则必须用“评弹苏州话”，显示出苏州强势的文化威望。常州评弹团前副团长周玉峰曾想改良推广常州话的评话，终因传统的强大阻力作罢，可见一斑。

苏州评弹
    今日人们习惯“吴越”并称，以指代江南吴语地区。而历史上，中国南方是越人的天下。而“越人”，是先秦时代诸夏文明圈对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形形色色的部族的统称。也就是说，所谓的“越人”，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华夏文明圈的“他者”根据政治制度、社会形态、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等因素，对于特定区域土著的一种概念化的称呼。
    学界大致承认侗台语民族的先民和古代百越民族有一定的关系。一个最典型的语言类型学上的例子在于，侗台语的名词短语往往是“正偏”结构，也就是俗称的“大名冠小名”：被修饰词在前，修饰词在后。如今日南方的一些汉语方言，把“客人”说成“人客”，把“公鸡”说成“鸡公”一般。
    更直接地说，数千年前，所谓的“吴越先民”，不但不说“软语”，而且说的是若干种跟汉藏语系语言关系疏远而跟今日壮语、泰语关系密切的“越语”。这些语言跟汉语的差别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不经翻译根本如听天书。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越人歌》。
    而当上古吴越之人涉足中原华夏文明核心区的逐鹿争霸活动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汉语了。
    公元前494年，吴越两国战于夫椒，越国惨败。越王勾践被俘三年。返国之后蓄志图强二十余年，终于灭吴雪耻。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卧薪尝胆”的故事。而在这段历史中，还有一段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文献——《维甲令》。
    这是一份勾践向其臣民发布的备战动员令，通篇以越汉混合语写成。

摘自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下册《勾践<维甲令>中之古越语的解读》
    侗台系“越语”到汉藏系“吴语”的转变的转变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骤变，而是在吴越先民和中原地区打交道的过程中、在中原人向南方垦殖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进行的渐变化进程。前文提到的“维甲令”就已经不是纯粹的侗台语，而是具有相当汉语成分的逐步汉化中的“越语”了。
    然而真正大幅加速了汉藏系“吴语”取代侗台系“越语”进程的是代表华夏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学教育在吴地的扎根。缺少了这一步，则汉语只不过是据点里的汉语，就如同日后龟缩于六朝隋唐岭南和越南的军事据点里的汉语一样，并不能使周围的土著得以汉化。
    东汉初年的哲学家王充在《论衡》中记载道，他就学时“八岁出於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而书馆中所授皆为华夏典籍，而教授典籍，接触中原的语言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需求了。正因为在书馆中形成了权威汉语的扩散核心，才构成了汉语全面淘汰土著侗台系“吴语”的前提。
    汉藏系的“吴语”在江东很快便站稳了脚跟，然而此时的“吴语”依旧和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吴侬软语”无甚瓜葛。相对的，此时的“吴语”，根据当时士人及日本使节的描述，以及现代语言学家的研究，反而倒更接近于今日之闽语，而非吴语。
    日本汉字音中的“吴音”是从当时的南朝学去的。但除了全浊声母仍念浊音外，和今日吴语差别甚大，反倒跟今日闽语十分接近。如：
    麻韵字读e(同闽南语)不读o(北部吴语)：
    马，日语吴音be，厦门话白读be，苏州话mo。
    齐韵字读ai(同闽南语)不读i(北部吴语)：
    西，日语吴音sai，厦门话白读sai，苏州话si。
    六朝时期日本一共和南朝通使十二次，《日本书纪·雄略纪》记载当时遣使“吴国”，接待“吴国”使者及织工时皆承前朝称刘宋为“吴”。所以这一“吴音”当是吴都建康之音。直至唐宋，日本来往中国的船只，至南也只到今宁波为止，不可能远及当时尚未得到开发的闽地还能从当地学来先进的纺织技术。当时的“吴音”只能是江东之音，只不过今闽音与他更相像罢了，而非今吴音。
    中古以来，吴中山歌始见记载。释文莹在《湘山野录》中记载道：“你辈见侬底欢喜?(原注：吴人谓侬为我)另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连续两处用“侬”，而都用作人称代词，无一处指“人”义。
    今日吴语，以“侬”表示“人”的地域不在今日主流认为是“吴侬软语”的北部吴语区境内，而都在南部吴语区乃至闽语区境内，如闽南语即呼“人”如“侬”。释文莹所记山歌无疑合于今日北部吴语的形式，而被其他汉语众视作“软语”者的北部吴语人群却从不呼“人”如“侬”，换句话说，用“侬”自称的那些人群恰好跟刻板印象中的“软语”一点关系也没有。
    东晋语言学家郭璞为《方言》作注时，不时援引当时的江东方言：妳(母)、骹(脚)、涂(泥)、沝(水)、舷(边)、䖳(水母)、粙(稻)、箬(竹叶)、卵(蛋)、馃等词都不见于惯常被视作“吴侬软语”的北部吴语区，而多见于位于浙西南的处衢吴语和今日的闽语。

金庸小说中最为著名的吴语描写，非《天龙八部》中阿碧的台词莫属
    说到“吴侬软语”一说的推波助澜者，就不得不提到金庸在其小说中为吴方言作的“正面宣传”。
    作为一个江南文人，金庸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吴语，而他也常常在小说中使用吴语以更加生动地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如《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唤其母为“姆妈”，这就是个典型的吴语词汇。
    而金庸小说中最为著名的吴语描写，非《天龙八部》中阿碧的台词莫属：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啊唷，我是服侍公子抚琴吹笛的小丫头，叫做阿碧。你勿要大娘子、小娘子的介(这么)客气，叫我阿碧好哉!”
    阿碧微笑道：“两位大爷来啊来到苏州哉，倘若无不(没有)啥要紧事体(事情)，介末(那么)请到敝处喝杯清茶，吃点点心。勿要看这只船小，再坐几个人也勿会沉格。”
    阿碧向段誉瞧了一眼，笑道：“我弹着好白相(好玩儿)，又算啥绝技了?段公子这样风雅，听仔(了)笑啊(也)笑煞快哉(快笑死了)，我勿来。”
    阿碧笑道：“阿朱就是阿朱，伊只比我大一个月，介末就摆起阿姊架子来哉。我叫伊阿姊，介末叫做呒不法子，啥人教伊大我一个月呢?你用勿着叫伊阿姊，你倘若叫伊阿姊末，伊越发要得意哩。”
    ——摘自《天龙八部》第十一回“向来痴”
    金老本人在《天龙八部》中的按了一段文字：“阿碧的吴语，书中只能略具韵味而已，倘若全部写成苏白，读者固然不懂，鸠摩智和段誉加二(更加)要弄勿清爽哉。”
    然而宋时的吴语并非今日之吴语，宋时平江城内的方言已无可考证，以今日苏州方言妄自揣度宋时苏州已然为“吴侬软语”，金庸或许的确是极好的小说家，然而在反映历史真相上，非唯事件，至于其他种种细节，终归是不得尽信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