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方不承认两国总理已就此问题达成谅解，拒绝讨论临时措施协议。后来，苏方作了妥协，同意进行讨论，并交换了几次方案。但因双方立场各异，怎么也谈不拢。双方分歧、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
     两国总理会晤谈及边界问题时，双方多次使用过“争议地区”这一概念。柯西金曾问，什么叫争议地区？周恩来总理解释说，就是指边界上某些“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有分歧的地段，并用铅笔在纸上画了示意图。但是，在谈判中苏方矢口否认存在争议地区，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争议地区”的概念是中国人发明的，实际上是向苏方提出了“先决条件”。中方则反驳说，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侵占或划去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并主张在归属争议解决前，双方应该维持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为此，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谈判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打破僵局，双方都做了一些努力。苏方建议用对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的地段”、“需要核定的地段”或“被争议的地区”等措辞来取代“争议地区”的概念，我方则以违背两国总理谅解为由未予接受；中方也提出过折中方案，建议采用双方对边界线“划法不一致的地段，即有争议的地区”的措辞，而对方要求去掉后半句，中方不同意。
     苏方之所以不承认两国总理就争议地区问题达成的谅解，据说是因为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没有通过，认为柯西金由于不了解情况，上了周恩来的当。
     周总理非常关心边界谈判的进程，从谈判方针到礼宾安排都亲自过问。谈判期间，凡遇重要情况，团长都直接向总理电话请示或书面报告。为推动谈判，周恩来总理向苏方传话，指出：争议地区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你们不承认，我们就达不成协议。苏方曾提出两国总理再次举行会晤的建议，我方以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尚未履行为由予以回绝。
    双方因翻译问题打口水仗
     1970年5月1日，北京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邀请了苏方谈判代表参加。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中方参与边界问题谈判的代表都是“重量级”人物，乔冠华、韩念龙、余湛副外长先后担任中方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他们都是经验丰富、才华出众的老一辈外交家，也是令对方敬畏的谈判高手。谈判桌上气氛紧张，双方发言针锋相对，用词也常常语惊四座。比如，针对苏联的无理与霸气，我方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威胁之下谈判吗？”等等。
     苏方代表团团长先由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担任。他是一位资深职业外交官，50年代曾任驻华大使。后因库兹涅佐夫生病，团长改由伊利切夫副外长担任。
     伊利切夫在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还是哲学博士，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喜欢咬文嚼字，让人不知所云。会谈中，他总是眯着眼睛，悉心捕捉中方每一句话后面的含义。有时脸涨得通红，耸耸肩膀，摊开双手，做无奈状。回应中方的观点时，他立场强硬，惯于指责中方“拖延”、“封杀”谈判；爱说这是“聋子对话”，应该“相向而行”；偶尔也冒出句俏皮话，如说中方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讽刺中方所提的新建议是“大山生出了一只小耗子”（意为雷声大雨点小）。他烟瘾很大，有时会谈的时间长了，就说“能歇一下抽支烟吗？”
    伊利切夫的副手是苏联边防部队的一位将军，谈判时很少说话。他常驻北京，下榻在苏联驻华大使馆。
     两国边界谈判在台基厂头条3号外交部宾馆举行。除了正式会谈，平时双方通过联络员保持着各种级别的联系。作为东道主，我们经常为对方组织一些游览活动，去北戴河休养以及外地旅行。在非正式场合，双方都相敬如宾，谈笑风生，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包括澄清谈判中的“误会”，或者传递某些信息。
     记得在学校上翻译课时，老师曾讲过，翻译要注意用词准确，否则有可能闹出政治问题，并举了中苏两党往来信函中发生的一个实例。1964年，中共中央在致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中，要求苏共中央将最近致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中共。其中“要求”一词，我方译成“эксперт”。苏共领导看后勃然大怒，当即复信，指责中方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并质问道：这是根据什么权利？难道有谁会认真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中方在复函中，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中文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样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那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那封信件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просить）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