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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边界谈判:周总理向柯西金解释“争议地区(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4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这是一个多么经典的例子啊!这说明翻译用词表达不仅重要,而且有时也十分敏感。当然,苏方之所以小题大做,主要与两党关系恶化有关。但有时翻译不准或欠妥,确实可以起到某种火上浇油的作用。
    在两国边界谈判中,有时因翻译问题,双方打口水仗,甚至大吵一场。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中方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认为,这是把他们比喻成什么“虫子”,是“污蔑”,说中方竟然会认为苏方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当时听老同志讲到这些情况后,觉得匪夷所思,而这次亲历谈判现场倒使我有机会亲身领教。
    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伊利切夫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болезненная реакция”(过分反应)。苏方翻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对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伊利切夫感到莫名其妙,不得不宣布休会。
    还有一次,伊利切夫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又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把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现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这是痴心妄想!鉴此,中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从上述点滴花絮不难看出,中苏之间的这场谈判,不仅时间拖得长,而且争论的热度也异乎寻常,是不折不扣的“文斗”。
    苏方团长应付记者的一句套话
     苏方对边界谈判只在北京举行颇有意见。先是婉转地表示,对中方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款待非常感谢,希望也有机会在莫斯科接待中方代表团。中方没有接茬儿。后来,对方又正式提出,要求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谈判。中方以两国总理当时谈定在北京进行边界谈判为由予以婉拒。直至1978年,两国边界谈判的地点一直未变。
     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6月27日,中苏边界谈判共进行了15轮,召开全体会议40次,团长会见156次。谈判前期,双方开会的频率较高,一连会谈好几个月;到后期,双方谈判的间歇越来越久,最长的一次休会达1年7个月,真成了“没有谈判的谈判”。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双方还都表示,要在下一轮谈判中继续进行讨论。但实际上,从此也就不了了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
     尽管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和领土归属问题,但谈判开始以后,两国间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比以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经贸关系等也有所发展。另一个效应是,中苏之间一宣布举行谈判,美方也急欲与我国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
     “谈判本身就有意义”。这是苏方团长从莫斯科来北京参加边界谈判时,每次对付在机场迎候的外国记者的一句套话。但细细推敲,似也不无道理。
    在评价双方谈判结果时,伊利切夫还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在一次宴会上,他先说了前半句“наш труд пропал”(意思是我们的工作徒劳了),然后故意打住。怎么回事?大家都面面相觑。接着,他加重语气,慢吞吞地补了后半句“не даром”(不是白白的),逗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
    从此之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这句话也就成了双方边界谈判人员的口头禅。
    (《摘自:《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 作者:周晓沛)
    本文作者周晓沛
     浙江乐清人,1945年生。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71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进修。1973年起在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处长、参赞,东欧中亚司副司长、司长,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大使。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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