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登瀛
    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也就是所谓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但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处处听从周恩来的调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既是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但又为了营救中共领导人，却不惜一掷千金，以命相搏。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但也有人称他为国民党侦探、残害革命志士的刽子手……
    他叫杨登瀛，原姓鲍，名叫鲍君甫，一直到他担任“中统”驻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以后才化名叫杨登瀛。
    上海滩上“兜得转”的人物
    杨登瀛是广东人，辛亥革命前后，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读完了中学，又考入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听过日本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讲课，并受到很大的影响。回国后即参加了“五四”运动，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是国民党内的左派。杨登瀛在上海日本人办的洋行里做事，他年轻博学、风流倜傥，又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交际很广。他与日本人办的几家通讯社，以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都有往来，与国民党在上海的许多要人都很熟悉。“五四”运动时又结识了当时的工作运动领导人后沦为大叛徒的顾顺章，通过顾顺章又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总之，他是一个在上海滩上非常“兜得转”的人物。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大为不满，颇多微词，被蒋介石手下的人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可是没过几个月，又由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从狱中将他保释，以后便蛰居上海。
    杨登瀛有一个老乡叫杨剑虹，两人也是在“五四”运动中认识的。杨剑虹当时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但思想却十分反动。杨登瀛虽然和他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但广东省人特别看重乡情。浓浓的乡情把两人连在一起，加上当时两个人都是单身汉，他们在生活上十分亲密，平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1928年初，共产党人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起义失败，逃到了上海，一时没有地方落脚，突然想到了杨登瀛……
    陈养山和杨登瀛是在1926年认识的，他通过朋友介绍跟杨登瀛学习日文。杨登瀛自然晓得陈养山是共产党员，但他从不过问陈养山的行踪，相反倒不时地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给陈养山提供些方便。这一回陈养山辗转找到了杨登瀛，杨登瀛非常热情地收留了他。没有多久，陈养山便同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但依然住在杨登瀛家。
    与陈赓见面成“双重间谍”
    也是在1928年春天，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但任科长的先后有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锋、徐恩曾等。陈立夫、张道藩和杨剑虹是好朋友，便在中统给杨剑虹安排了一个位置，任命他为驻上海的特派员。这个位置虽不显眼，但权力极大，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基本上都可以由他决定。
    “中统”刚刚成立，人手非常紧张，整个调查科不过二十来个人。杨剑虹一下子身居高位，需要帮手，他想到了杨登瀛头脑活络，交际广泛，尤其在租界当局中有很多朋友，便有意安排他为自己的副手。杨登瀛知道后左思右想，最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陈养山，想通过陈养山征求一下共产党的意见……
    陈养山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是中共党内搞情报工作的行家。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觉得能够在中统内安插一个内线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即决定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杨登瀛家搬走……
    192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杨登瀛兴冲冲地来到外滩，与化名王庸的陈赓见了面。杨登瀛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那番苦衷。陈赓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你跟杨先生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关系。”
    1930年，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黄弟洪从苏联学习归来，党安排他去中央苏区工作，同时让他住在机关内静候交通员带他去苏区。想不到黄弟洪这时已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他偷偷从机关搬到旅馆里去住，同时写了封信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归顺校长……”
    接到黄弟洪的来信，蒋介石心花怒放，当即将信批给徐恩曾，要徐派人找到黄弟洪，将他带到南京。徐恩曾即派专人将信转交给杨登瀛去办。杨登瀛接过信，声色不露，一面把信给了黄弟洪，一面又让连德生将消息告诉了陈赓。后来，黄弟洪也没有逃脱人民对他的严厉惩处。
    1930年秋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不幸被捕，他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里上了电刑，但他坚贞不屈，绝不低头。陈赓急忙找到杨登瀛，要他设法营救，杨登瀛在德大西菜社请兰普逊吃了一顿大菜，席间杨登瀛对兰普逊说:“任弼时是他手底下的人。”兰普逊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卖了个人情，将任弼时释放了。出狱后不久，任弼时就去了湘鄂西苏区……
    周总理最后保护了他
    1931年初，化名李士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自己的寓所被捕，同时被公共租界巡捕搜去了一箱文件，其中有不少机密文件，党组织知道后，即派陈赓动用一切关系设法营救，首先要将这些文件拿出来。此刻的兰普逊，正在为这一箱文件犯愁:他不识中文，又不便将这些文件拿给外人看，于是又想到了杨登瀛。陈赓获悉这一信息，当即让杨登瀛将刘鼎介绍给兰普逊，刘鼎精通英文，他拿起一叠叠文件用流利的英文对兰普逊说:“这不过是一个学者的手稿。”兰普逊大失所望，刘鼎趁机将最机密的几页纸偷偷藏进自己的口袋，以后又堂而皇之地拿了一叠“手稿”说是带回家去鉴定，第二天又把这叠文件换下将另一叠稿子带了去。接着，党又通过老共产党员黄慕兰请大律师陈专皋出面将关向应保了出来。
    1931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幸亏这一消息由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首先获悉，他匆匆赶到上海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党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开始了中央各机关大搬迁。
    陈赓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
    杨登瀛用手抹了飘落在脸上的雨滴，完全镇静了下来:“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不相信顾顺章就斗得过张道藩!”
    陈赓说:“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总归要得天下的，到那时候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杨登瀛也动了情:“不管今后我是否能看到你们得天下，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
    也在这天早晨，徐恩曾亲自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就被捕了。他被关在狱中半年之久，什么话也没有说。1932年“1·28”事件以后，张道藩暗中活动，将杨登瀛放了出来。以后又安排他在南京反省院当副院长。
    解放初期，杨登瀛在南京摆个小烟摊为生，生活十分困难，“镇反”时他被抓了起来，险些死去。这件事让陈赓知道了，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杨登瀛被放了出来。还是周恩来保护了他，1970年冬天，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1976年1月，当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周恩来已进入弥留期间。一日，他将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恩来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
    据说，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然后周恩来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