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读人生

古时候学而优则仕，做官的都是读诗书的人，这很好，很值得欣赏。但我真正欣赏的不是读了书做官，而是做了官读书。读了书做官总有点把读书当敲门砖的意思，既贬低了读书也贬低了做官;做了官读书才是一种雅兴，一种大性情，一种真修炼。
    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阅人最多的职业了，既从此业而又能够博览古今中外的经史子集，该会有怎样的会心和觉悟啊。古代的官员千里宦游、两袖清风，满墙书卷，白天升堂处理俗务，晚来在灯下读书咀嚼真谛，庶几近于人生的最高境界。

夸说这种境界似乎是有点浪漫了。做官实在是非常磨人，必得陷入各种复杂而危险的人际纠葛之中，往往是整日忧虑，满心烦恼;然而，官场却每有既能承担又能克服这种忧烦的高人，每有在这种忧烦之余清心问学的得道者。据说曾国藩一生都是半天办公，半天读书，即使是在战事激烈的军旅之中也不废此例，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典范。曾氏所读并非都是关于治国打仗的书，他悉心于哲学并且酷爱诗词。
    我曾经看到过曾国藩悼其亡弟的一副对联，叫做“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满天风雨鹧鸪声”，情意真切，情味浓郁，仅此短短一联即可见出了他对于词章乃至民间词曲的深湛修养，令人玩味不已。实际上越是置身于官场是非之中越是需要读书来涤虑养心。读书致用倒还在其次，读书的至境在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与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依，达成个人人格的丰富、威猛与从容。
    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与哲学，就会发现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官员们创造的，这使人对古代的宦读人生不禁生出无限的怀想。做官是一种大俗，读书是一种大雅。从俗的、做官的立场上来看，这大雅对大俗是一种拯救;而从雅的、读书的立场上来看，这大俗对大雅又是一种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那些老死书斋的学者往往成为陋儒，而宦游四方的官员则往往成为文化英雄。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无意中变成了治学为文所必需的田野工作，这也算是历史和命运的一种机巧吧。
    一次在一家大宾馆参观总统套间，可谓宝气珠光、豪华备至。但看完之后我仍然难生敬意，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这里没有书。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相反，只要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又何计其官职大小有无。我所向往的乃是向学的人不坠其阅历实践之志，实践的人不失其向学求道之心，众生都能在尘世修炼中得证菩提，达到人的圆满与完善。
    李书磊：没有传统的人生是危险的

高晓春
    记者：有这样一个关于你的故事：你是从生产大队的广播里听到被北京大学录取的消息的，广播里喊着你的小名，让你去取录取通知书，你不相信，甩起羊鞭，冲着广播喊：别骗我，我不去。有这么回事儿吗?
    李书磊：有点儿失真(笑)。高考完了以后，我就回家干活儿了。那一天，我正在黄河滩上放羊，我姐姐拿着通知书去找我，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我把羊鞭扔进了黄河。
    记者：故事里说：你上小学时连跳两级?
    李书磊：跳级是因为在班里学的东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过我了，听课没意思，就逃学。逃学被老师逮着，我就装病，装肚子疼，肚子疼不好查。老师告状到我家，我爸就和我哥商量，让我跳级，跳了级，课都是新的，都不会了，就不敢逃学了。
    记者：老师喜欢你吗?
    李书磊：不喜欢，还老整我。我被同学评上“五好”学生，老师却把我“拿”下了，我觉得很受伤害，天昏地暗。我上小学时的那个大队叫破车庄。一个大队有好几个自然村，同学们都不是一个村子里的，两拨儿小孩儿有时见了面就大声咳嗽，谁咳嗽得厉害谁就是爷爷，因为老爷爷都咳嗽。往往咳嗽末了就动起手来。我也参与，但不是主力，是出主意的。我出生的村子叫刘庵村，和我上学的破车庄一样，都在黄河滩上。
    黄河出现在文章里往往很神圣，但小时候对我来说黄河就是我家门口的一条河，是我饮羊、洗澡、逮鱼和打水漂的地方。黄河有时发水，会淹死人;当然不发水的时候也淹死人。淹死人吓坏的只是爹娘，吓不坏小孩儿。各家的父母用粉笔在小孩儿的背上画上圈儿防备他下水，但这也好对付得很，等凫完水再让同伴用粉笔将圈儿画上。相比之下，我是比较让我妈省心的，我属于小孩儿里的文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还是很高兴的，过日子受穷都是大人的事，小孩儿也不知道作难。最愉快的还是自己看书。我把家里的书都看了一遍，《林海雪原》《西游记》《红楼梦》，能找到的我都看。当时我最喜欢《西游记》了，看了就学孙悟空，撅断我们家后院的小树，把皮剥了，当金箍棒。
    记者：你14岁考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之后，又读硕士、博士。在北大的这十年里，一定有不少热闹的事情发生吧?
    李书磊：在考大学之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的写作。高红十与《理想之歌》，我当然仰慕得很，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子有光可鉴人的桌面，他们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漂亮了，太高级了。这桌子极大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北京大学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在北大读本科，同班同学教会我很多东西。他们大都是高中毕业后闯荡过一阵子的人，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他们带到班上的简直是一部中国社会史。我的同屋有一位河南同乡叫赵建庄，他甚至还在中国北方流浪过几年。因为得罪了大队书记，书记准备把他抓起来斗争，他闻讯出走，在唐山、北京一带打小工糊口，也算是开了当代民工流动的先河。他出门时随身携带的行装是一部《红楼梦》。有一次他睡在唐山火车站的广场上被警察半夜踢醒，搜他的行装，搜出一套《红楼梦》，警察就说你接着睡吧，看你读这样的书也不会是坏人。赵建庄五大三粗，是个壮汉，能如此沉迷于宝哥哥林妹妹堪称异数。
    他自己也写诗，是楼梯式的，有一首开头是“我/白杨/高高生长/邙山上!”我还看过他在流浪途中写的一首词，是言志的，结尾是“何时杀尽害民贼，于国于家无愧”。可以看出他没有太多文才，但是条好汉。他后来改学了法律，大概是要圆“杀害民贼”的梦。再后来他去了美国当律师。同班同学既是各路神仙，他们之间难免有明争暗斗，但他们对我都很爱护、很教导;他们之间也谈恋爱，甚至已经结婚的人也有些秘密的爱情，毕业很多年后我才吃惊地听说原来谁和谁还有一手。同学们的经历与见识使我很快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加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
    人不能在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

记者：你的专业是现代文学，不是古典文学，那些年，你却每日与古书为伴，最初的动因是什么?
    李书磊：1989年冬天到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那两年间，我很少说话，只是在窗下读古书。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
    其实，重读古典的最初动因就是一种情感需要。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人过了25岁，沧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轻的时候，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了，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对于国土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包括对于中国经典和汉语的情感，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寄托。
    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们从小就经历批林批孔，批孔，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了上世纪80年代，通过文学批评，我们又重新张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立场。似乎可以这么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在批判中国古典中度过的。但这个东西有些奇怪，你越是批判她，你和她的渊源就越深，了解也越深，感情也越深。实际上，当我们真正作情感选择的时候，她就成了我们的寄托。
    记者：在别人眼里，你是位学有成就的学者，那么，你为什么总说自己时不时会陷入一种惶惑?
    李书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摆脱不了一种时过境迁的隔世感，仿佛是忽然间闯入了一个陌生而又不定的世界和时代，于是也就陷入了迷惘与惶惑。人过了30岁，日子也随着年龄一道急速地奔驰而去，紧迫感是越来越强烈了。我想，人一辈子也就活到80岁吧，我已经过了几乎一半了，而且最后的一段，会衰老到不堪的程度，真正的壮年已经没有几年了。有时候半夜醒来，突然想起这事儿：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真正的学术构建还没有完成，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希望的——能写出一两部传世之作，也还离得挺远。我心慌了，这种心慌，这种紧迫感和半生过去事业未成的惶惑，拧在一起，时时缠绕着。
    记者：你已经写了九本书，这些书的出版是不是对你十多年来人生经历的一次清点?
    李书磊：可以这么看吧。时到如今，我想该是我消除异己之心，将此时此世视若命运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在流放和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
    记者：从放羊娃儿，到北京大学的博士，再到中央党校的教授，这样的人生经历，既简单又精彩。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一定有不少感受吧?
    李书磊：命运的变化是无常的。我算是幸运的——能赶上高考的机会，能考上北大。在此之前，到县文化馆做临时工，就是那时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路了。许多比我优秀的人经过那么艰辛的打拼，没有被选择出来，没有被社会接纳;还有许多人，走了那么多坎坷的道路，好不容易拼出个天地来了，又被“双规”了。这样的事儿，你看多了，对人生就有理解力了，对他人也就会有同情心了。
    人的觉悟是无限的，因为人的经验世界和精神能力都是无限的，人生也因此具有了无限的魅力。明朝的徐渭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乐难顿断，得乐时零碎乐些”，就是说，你要想一段时期内不受苦，也没有烦恼，全是高兴事儿，那不可能，所以有高兴的事儿就赶紧高兴。下联是：“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痛苦的人实在是痛苦不堪，而且看不到尽头，然而当你最痛苦的时候，你也千万别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受苦的人，因为还有比你更痛苦的人呢。
    在逆境中寻找乐趣，哪怕是纯粹受苦，你也应把它当作是一种锻炼、一种磨炼——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才是健康的，它能让人更达观，换句话说，这就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吧。
    我为青年喝彩，我为青年担忧

记者：你是研究现代文化史的，对于文化的变迁，你一定会有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什么?
    李书磊：从晚清开始，中国社会其实一直经历着文化变迁。梁启超、鲁迅，他们经历过这种变迁，我们也正在经历这种变迁。从经历变迁的这种命运上看，我们和前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的心态却和前人大不一样了，我们更复杂，也更惶惑。比如，对于现代的态度，鲁迅是一心求新的，在抛弃传统、追随现代这个立场上，他非常坚定，也义无反顾。
    今天，我们也在追随现代，对现代性的认可也与鲁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较之从前，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我们就有了一些新的困惑、犹疑和内心矛盾。比如，现代生活方式过分被消费主义所左右，尤其是被对物欲的无限追求所左右，文化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远离人真实的精神生活。对于此，我感到不适，感到忧虑。
    我的另外一个忧虑就是现代性所带来的暴力倾向。这件事说起来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实际上研究现代化史的人，他们对现代性和力的关联是认识得非常清醒的。在今天，技术的发展实际上给毁灭性战争提供了条件，而现代文明的约束力量又不足以规范、制约、驯化人的暴力冲突。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胸怀利器，杀心自起”。“9.11”及其带来的冲突就是一例。无论是恐怖主义表现出的那种残忍，还是那种不加掩饰的暴力征服欲，都让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更引起了我对现代性本身的怀疑和忧虑。
    记者：这一代青年人也同样经历着文化变迁，这个变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书磊：当然体现为文化的代际更替。最近一段时间，年轻的一代人越来越显示出他们巨大的能量和引导社会的力量。尤其是信息化以来，几乎所有的最有前途的新兴行业，年轻的一代都成了它们的骨干。原来的那种由老年人主导的社会，现在已经变成了由年轻人主导了。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这么年轻的人，掌握这么多的财富，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掌握这么多的社会资源，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我看过一些父辈写的文章，他们特别崇拜自己的子女，完全在文化上投降了。在我的身边，我也看到儿子、孙子挣的钱比老子的多几倍、十几倍。年轻人掌握核心技术，这有利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但是，他们与传统没有很深的过从，他们与人类文明伟大的传统相疏离，也不知道他们能把社会引领到什么样的状态。不管怎么说，他们有他们的使命，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要坚持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立场。社会有主导力量，也应该有校正的力量，并且，最好能形成合力，这样，社会就比较健康了。
    记者：你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些?
    李书磊：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的崇尚、趣味与目标，与更年轻的一茬人不尽相同。我们当然会受他们的影响，但我们也要努力去影响他们。我们当然要理解、顺应时代潮流，但我们也很难去趋奉时尚。趋奉时尚自己就不是自己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尊严与文化责任，最好是各行其是。
    记者：你刚才说到传统，你觉得传统在今天意义何在?
    李书磊：伟大的传统凝结着人类的经验、情感与智慧，从来就是人类生存的佑护力量。在今天文明发生剧烈变动的时刻，我们格外念起传统的可贵。我们这一代人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守护传统，包括古典传统与现代传统。一方面是通过对中外文化经典的重温来亲近传统，一方面也通过新的文化创造来延续传统，让传统在当代的人群中复活，成为今天生活的组成部分。
    伟大的传统会使我们内心丰富起来，强大起来，使我们有所敬畏，不轻妄，增加我们人生的深度和质量。对传统的集体性遗忘是危险的，所以知识分子有责任向年轻的一代解说经典，解说传统，用他们能够理解、喜爱的方式展示经典及其精神的魅力。
    乐读记

李书磊
    读书改变人生，却往往很难说是哪一本。当然某一本书也会对人生作用非凡，特别是经典，“辛苦遭逢起一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道理古今相同，但更经常塑造人生的还是持续不断的广泛阅读，是不同年龄、不同境遇下的随缘涉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在博览群书中反省经验、变换气质。所以古人特别主张“读万卷书”，主张“饱读”。
    不仅是读闲书才有乐趣，读有用的书也会意趣盎然。其实只要心志开阔，有对万事万物浓厚的兴趣，读“闲书”也会很有用，读“有用的书”也可以不离性情。马克思的文字汪洋恣肆，恩格斯平实深厚，列宁神采飞扬，他们的理论都是可击节浮白的好文章。
    我还记得上初二时读《列宁选集》欣喜若狂的心情，列宁那种再三下定语的句式，那种极而言之的语气，那种斩钉截铁的设论，都使我羡赞不已。当时是在油灯下朗读列宁的文章，觉得这样的大好文章不朗读不足以表达热爱的心情。后来在大学上中国古代文论课，读到“元气淋漓”这个词，我一下子就联想起了列宁的文章。
    马克思的文章洋溢着一个伟大“先知”的豪迈，他的思辨与逻辑更血肉饱满。我其实特别喜欢封面是黑底红字的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个版本的译笔很放得开，译得情采跳跃，我觉得是深得马克思的笔意。我把这套书放在书房门口的书架上，有时进书房随手抽一本来到书桌前，随便翻开读上几页，都会多有新得，感到莫大的满足。这套老书翻开来纸色黯淡，也觉格外亲切。
    我曾向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建议，修改马恩著作的译文可否设定“能不改就不改”的原则，特别是对大家耳熟能详、出口可诵的语句，如果不是意思真错了，最好是不要改，可此可彼的译文最好是仍旧，不要轻作无谓的字词改动。改动那些早已入脑人心的警句真是让人痛惜，经典的严肃性、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其稳定性。而且最好要特别注意保留马克思的文采、文气，因为马克思的著作不应是放在图书馆备查的文献，而应是在人间流布的火种，有文方可行远。我作此建议的心情特别强烈。
    中国的古书读来则很有亲近感。古书既是母语，也是“语母”：今天用的字能在古书中找到真切的出处，有时意思略同而又有微妙出入，一下子增加了对这个字的理解，有悠然心会之喜，这个字以后再看见也有了新的色彩。写文章时会不自觉地化用一个字词的古义，让现代汉语的文章中透出些异样的气氛，感到很自得，也算是对古人.种新的发扬吧。
    古书中的字词有时特别入骨，状述一个情景、一种情态特别贴切、准确，让人怦然心惊，对比之下我们今天的用词则常常涣散无力，达意而已，说不上传神。重温古人遣词让我们对母语有新的觉悟，于现代生活的匆忙中体会到古人的细察深思，也意识到我们守护语言的责任，应该经常淬火保持字词的锋利。
    读古书也是件轻松的事。古代的经史也不是高头讲章，多是故事，很好读。《论语》是一部回忆录，有情节，有场面，生动得很，所以孔子的话就能不知不觉地说到人心里去。学生记孔子言行也不搞“三突出”，很家常，仿佛是无心记下的见闻，一时不是很高大的形象也都不省略。“子见南子，子路不悦”，估计是嘀咕了一些难听的话，孔子脸上就挂不住了，赌咒发誓说自己没有别的心思，否则“天厌之”。
    这一个细节就让我感到《论语》是可信的，对孔子那些听来调子很高的夸奖大概也是写实的。《论语》笔调，平和自然，悠哉悠哉，一读就读进去了，两千多年之后也好像是在从夫子游，变成了他的学生。我是当年批林批孔时开始读《论语》的，那时读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的“批注本”，从这样的本子入门肯定不会有对孔子的神化问题。惟其不神化才更能得其真义，才更能秉持素心体会其价值。那时都称孔子为“孔老二”;现在平心而论，“孔老二”虽然不敬但也不恶，不像称林彪为“林贼”那样狠，也使圣人有了些烟火气，不隔膜。
    《论语》还有个好处是一条一条地不连贯，这样随手翻开就能读下去，没有非得正襟危坐的压力。《孟子》可以说是一部游记，写孟子到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当然主要是说了什么话、怎么说的。孟子说话很冲，滔滔不绝，是用食指点着人说话的样子，语调昂扬。他把一套道理说得很完整，算是有点理论性了，但因为语气充沛也不觉得枯燥。
    孔子对学生说话也大都和颜悦色，孟子对国王说话却经常疾言厉色，显得很可爱。孟子周游可以说是谋职也可以说是跑官，拔高点说是为了“行道”，不管怎么说都是有求于人，他却仍然用这样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语气，可见他所说的“浩然之气”是真的。《孟子》有青春气，少年时代读有同怀之感，现在读则有对少年的羡叹。本应是古人为老，我辈为少，但有时情景恰恰反转过来;从古人处汲取得少年精神，也是读古书的一种奇缘。
    虽说经史难分，但读史还是有读论孟所难有的体验。中国古史记载的多是货真价实的帝王将相，他们其实与孔、孟这样总是候补的士大夫看问题角度有别，行事也不同。史书记载的事更真实、更残酷无情，更反映惨淡的人生，也更能反映惨淡人生中的英雄与圣贤，是实践着的善恶，比单纯口说心怀的善恶更结实。大学时代读《通鉴纪事本末》，常感觉沉重得透不过气来，事件往往是沉痛的悲剧，事件的展开又环环相扣、密实压抑，真有“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慨伤。
    后来读《资治通鉴》本文就缓和了不少，一个大事件中又夹杂着许多不甚相关的小事情，可以冲淡一些，换换心情。今天说起“案例教学”我总想起《资治通鉴》，每一页都是大大小小的案例，一个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当事人是什么态度，是怎样应对的，结果如何，都很完整，作政治训练是不可多得的好教材。我有时想这书取名叫“鉴”，比作镜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虽然“以史为鉴”是老生常谈，但真正细想起来还是感叹比喻得真是好。
    读史难免是把自己放到里边的，读到险恶而内心悸栗，读到忠直而肃然起敬，参照之下忽然明白了许多事情，非“鉴”而何。纪传体史书要更活泼一些，不是以国家而是以个人为传主，有个人的命运，有更丰富的喜怒哀乐，更鲜明的面容。
    读史决不仅仅是学得经验，还增进对世界的理解，增进觉悟。说读史是修身一途，也不仅仅是指阅读中内心激浊扬清的是非判别，还指的是心智与境界的扩展。把世代沧桑、万千人物装在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有容乃大的气象。高亨写毛泽东“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或许只有“掌上千秋史”，胸中才能有百万兵。
    日常读史会感到心胸开阔，放眼一千年、两千年的历史，不禁豁然开朗，身边的些小恩怨还算得了什么。读史也加深我们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了解，祖国每一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都关系我心。自将磨洗认前朝，牧童拾得旧刀枪，茂密庄稼、新起楼群下的土地曾经历无数故事，步行走过生出无限的珍惜之情。我们今天还在延续祖国的历史，我们就是古人预言和期待中的人物，在履践并修正着从前的因果，我们要在今天的四海风云中把祖国引向光明。
    古人说“右史”“左图”，其实不仅仅历史，所有的学问都与地理相关。读地理著作别有喜悦，“游记”、“风土记”、“岁时记”，但看书名就让人心驰神往。《徐霞客游记》我有两个版本，一是上海古籍社的增订本，一是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民国时期丁文江编本，都字大行疏，无事读来特别休闲，徐霞客笔下的山川古道、桃花杨柳，仿佛就在我眼前伸展。地方史志也可以看做是地理文献，出差到陌生地方，夜晚在旅馆的灯下读当地的志书，挥笔圈点，也觉得乐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