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龙应台说过一句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检验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是不是够现代化，一场大雨足矣，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了却不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来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如果这场倾盆大雨落在古代的城市，比如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会不会一定造成严重水淹呢?这就要看当时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如何了。

我们可能不敢相信，北宋东京城(开封)的排水系统是非常发达的，地面的明渠有「八字水口」：「内外八厢创制八字水口，通流雨水入渠甚利」;地下暗渠也四通八达：「汴都地广平，赖沟渠以行水潦」。
    陆游《老学庵笔记》的一段文字更是可以说明东京地下排水管道之发达程度：「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人们常说国外城市的地下排水沟宽敞而四通八达，可以容纳流浪汉与穷人栖身，所以是城市的「良心工程」云云。宋朝东京城的地下排水系统何尝不也是如此?因为「极深广」，便成了城市犯罪分子的藏身之地，即便来了能吏，也难以将这个「地下王国」彻底整治。由此也可以想见东京地下的排水沟渠是多么宽阔、深长。

南宋杭州城的地下排水系统同样很发达。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说，杭州的地下暗沟有：
    李泌所开六井，沈文通所开南井，苏轼所开新沟，通猫儿桥及雄武营者;而布政司前百狮池，西通西湖，东出水于普济桥;又仁和学、府学前，亦有暗沟，绕棂星门，出于凌云桥者是也，余不可考。夫久废者，固不可复矣，有踪迹可寻，而坐视堙梗，非郡城之利也。
    这些地下沟渠到了明代时，已经因年久失修而不可用，所以田汝成觉得很可惜，认为「非郡城之利也」。
    不过我们今天还是有机会见识到宋代地下排水系统的生命力。你应该听说过江西赣州的「福寿沟」。这一地下暗渠为宋神宗熙宁年间知赣州的刘彝所主持建造，因为整个沟渠网络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故名「福寿沟」。

宋人建成福寿沟之后，历代对此渠均有维修，至今仍在使用。
    前些年，许多城市因为暴雨发生内涝，而同遭暴雨袭击的赣州，部分地区降水近百毫米，但市区未现明显内涝，「没有一辆汽车泡水」，这其中就有福寿沟发挥了排洪的作用。赣州本是涝灾频发的地方，但自从修建了福寿沟，有人说，这座城市就再也没有被淹过。
    赣州近江，每逢雨季，江水上涨，如果超过出排水沟出水口，还很容易发生江水倒灌入城的灾害。为应对这一自然灾害，刘彝在福寿沟的各个出水口处「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水患顿息」。原理说来也简单，当江水水位低于水窗时，福寿沟内的水力会将水窗冲开排水。反之，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时，则借江水力将水窗自外紧闭，以防倒灌。

考古上的发现也可以让我们一睹宋代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的发达程度。成都的唐宋街坊遗址，曾发现一段保存完好的排水渠，水渠的砖壁在修筑时，预留有多个出水口与其它小型暗沟相通。
    考古人员介绍说，「这应该是当时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的干渠部分。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应该修筑于唐末五代，最后在南宋末、元初废弃。」

重庆合川钓鱼城也有一处范家堰宋代遗址，经考古发掘，这里发现了两座宋代大型高台建筑基址。根据基址以及两侧城墙的建筑风格判断，很有可能是宋时合川署衙遗迹。学者推测，范家堰应该就是宋代合川州治所在地，是合川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在范家堰遗址，一处经发掘发现的排水设施也引起了关注。这处排水设施有一个四方形的石质水缸，考古学者说，「这是一个沉砂池。」沉砂池好比现代城市下水道的留泥井。
    原来，范家堰遗址背靠薄刀岭，雨季时，从山上流下的水流带有大量泥土，冲入暗沟后，容易形成沉积堵塞管道。所以，宋人在暗沟中设置了一沉沙池，专门用来沉积从山上冲击下来的泥土，以保障暗沟的畅通。沉沙池满后还会有专人负责疏通，其职能类似于现代的市政管道清掏工。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