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住在军法处，处长张依中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跟我父亲早就认识，时常向他打听刘志丹等人的情况，暗示想重新入党，对我父亲非常照顾，为他提供了不少方便。在军法处，我父亲除了和王菊人会谈外，也时常外出，去找杜斌丞等人，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并获得杜斌丞的赞许。
     王菊人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在渭华暴动中和我父亲相识，虽然脱党，但思想倾向革命。有天，张依中私下告诉我父亲说，他的活动已引起外界注意，杨已经下令，如果我父亲被国民党方面抓捕，一定要抢回来，抢不回来的话，也只能交死人，要我父亲一定注意安全。
     大约过了一个月，在和王菊人进行了多次商议后，确定了合作的四个协议：一、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紧密联系；三、十七路军在适当的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后来，杨虎城将军又约见了我父亲一次，气氛很好，是礼节性的，主要是告别。杨虎城说有个朋友要托我父亲带上一道走，还向他介绍了护送他们的副官庞子杰，但杨虎城并不知道庞是我父亲领导下的中共党员。
     在归途中，父亲知道了跟着的人叫王世英，也是中共党员。可是他们一进入根据地就被当作探子捆了起来，直到有人认出父亲是原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时，才被释放，时间是1935年12月，父亲年仅25岁。
     1936年8月，父亲和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伍、潘汉年、吴自立、刘鼎、刘克东等八人化妆成南京大员，又回到西安。叶帅率领其他同志去做东北军的工作，我父亲率刘克东在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直接和中央联络，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在西安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此是后话。
     由于我党在1935年即和杨虎城部达成了协议，战场上实际已经停火。而东北军在连连遭受打击时，却看到西北军进退有序，不受损失。这使张学良将军猜到了杨虎城将军和红军已经有了秘密协议。加上他的内部和部下，在红军和地下党的感召下，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不愿再打内战，促使了他的思想变化，转而主动地去找党、找红军，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最后，和杨虎城将军一起，于1936年12日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摘自《中华儿女》2007年1月总第2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