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讲文学和道德的关系，文学对人生艰难奋斗的描写，文学对人类智慧的作用，文学对人想象力的帮助。
    忏悔救赎 劝善惩恶
    有许多文学作品都承担了道德拷问，对自我和对人类的道德发出疑问。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作品比较厚重、有分量，常常是指它的道德拷问和道德辩解的含量。这不是说文学一定要讨论道德问题，那样就变成道学了，有很多大家喜欢的作品并不牵扯道德，就是讲风花雪月，甚至还可以嘲笑道德。但这种缺少道德含量的文学作品，往往会令人感到轻薄，所以说，文学最震撼人灵魂的力量，恰恰是它所承载的道德。
    国外有一些很著名的拿道德来拷问自身的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复活》，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公爵，在他的姑妈家与侍女喀秋莎轻率地发生了性关系，女孩怀了孕，被他姑妈赶了出去，当了妓女，牵扯到一个冤案中，之后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发现这个已更名为玛丝洛娃的女子，因为陪审团的漠然，玛丝洛娃被判终身流放，聂赫留朵夫为救赎自己的灵魂，决定牺牲一切陪玛丝洛娃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主人公冉阿让，为了他姐姐的孩子去偷面包而被判处徒刑，后来越狱逃跑，住在一个神父家里，偷走了神父独一无二的银餐具，第二天还没逃离镇子就被警察抓住了，结果那个神父说不是冉阿让偷的，是他送给冉阿让做纪念的。因为这件事的触动，主人公冉阿让幡然悔悟，从此变成了一个圣徒，到处帮助别人，做了大量的好事，并在一个城市被选为市长，但与此同时，警方缉拿越狱逃犯，抓住了跟冉阿让长得很像的一个人，冉阿让站出来说，“他不是，我才是真正的逃犯。”作品大开大阖地把人放在一个极端境遇下，考验人的道德。
    那么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呢?有，比如说京剧《除三害》，一害猛虎，另一害蛟龙，一个叫周处的人把猛虎和蛟龙都制服了，家乡的人却都说，我们还有一害，这个人就是你，因为你强横、喜欢欺负人。他听了很受刺激，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好人。中国还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说有个小孩叫天宝，读书时冻僵了，被王员外救助，之后在王员外家却有很多不良表现，于是被王员外赶出家门，小孩最后改邪归正，还考中了举人，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外国这类故事和中国故事还是有点不一样，中国故事强调：不管你做过多少坏事，有过多少坏心，只要变好了，你就有光明前途，有很好的社会地位。但是外国文学作品特别强调道德上的负罪感给人的压力，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负罪感更痛苦的了。有时候看《复活》，我就常常联想到中国一个形式上有点类似的故事《苏三起解》，王金龙有钱的时候，全心全意地迷上了苏三，但是后来没钱了，被妓院老鸨赶了出来，他就去考试，后来中举做官，而苏三被妓院卖出去了，卖掉以后也是扯到一个冤案当中，这个冤案和玛丝洛娃的一模一样，也是坏人没把妓女苏三药死，却药死了别人，反诬是苏三药死的。《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是陪审员，《苏三起解》中王金龙是主审官，两篇故事比较相近，但是完全不一样，《复活》中体味的是灵魂里的翻江倒海，聂赫留朵夫如果不能救助玛丝洛娃，那真是毋宁死——不如死掉，但在《苏三起解》中，苏三激愤，王金龙尴尬，审案中阴一句阳一句，深一句浅一句，虽然故事充满了戏剧元素，但总体上是个喜剧，苏三的遭遇只是变成了一个喜剧材料。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文学作品中有大量记载或歌颂，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在人生中蒙受到屈辱、折磨、考验，但是最后取得了人生某方面的辉煌，对于面对困难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不是我最痛苦，有比我更痛苦的;不是我最倒霉，有比我更倒霉的;不是我最窝囊，有比我更冤屈的。从另一面来说，就是鼓励你，身处逆境要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克服，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比如有很多名人传记文学里，描写小时候家里怎么穷困，上学怎么受到有钱人的嘲笑，甚至被学校除名，坐过监狱，挨过饿，挨过打，但是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最后成为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我们在文学里可以得到无数这样的范例，有时候我们可以把传记文学和准传记文学称之为“丑小鸭文学模式”。
    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一个天鹅蛋混在鸭蛋里，被老鸭子一块孵了出来，小天鹅长得不像鸭子，显得很好笑，连妈妈都不喜欢它，它被误认为鸡，可是不会打鸣，被农民拿去捉老鼠，又被赶出来，被嘲笑一点用处都没有，它自己也抬不起头来，但是最后，它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天鹅。一些文学理论家是怎么评论《丑小鸭》的呢?说《丑小鸭》就是安徒生的自传，因为安徒生一生穷困坎坷，他写诗卖诗，走在大街上，将写好的诗放在包里，见人就问：你们有喜欢诗的没有，我这有两首;有想要爱情诗的吗，我这有一首;有想要歌颂诗的吗，我这有五首;有想要悼亡亲人或者朋友的诗吗，我这也有。有时候从早到晚卖不出一首诗，这是在当时的哥本哈根，如果现在南京街头走过一个人，长长的头发，面有菜色，二目无光，然后拉着你问“要诗吗?我这有。”你很可能怀疑他有什么毛病，需要送到医院救治，或报告警察，说这有个扰乱社会秩序的诗人，这就是“丑小鸭模式”。
    还有个“狄更斯模式”。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喜欢写本来是贵族出身的儿童，落到坏人手中，几乎学坏了，但是他的本性是高贵的，经过各种危难，最后回到贵族家庭，又变成了一个高尚、文雅、有地位的选民，所谓选民就是被上帝所选中过好日子的人，但是回想起他原来的经历，恐怖极了，强盗、杀人犯、小偷、乞丐、骗子，在他的少年时代，不知多少次差点落入犯罪和堕落的深渊，万劫而不复，但是最后他得救了。
    中国这一类作品往往是忠臣蒙冤的模式。一个忠臣受了冤屈，沉冤如海，尝遍了人间苦痛，但是仍然坚持读圣贤书，坚持学好不学坏，最终拨开云雾见青天，有了出头之日，还为自己雪洗耻辱。比如说赵氏孤儿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奸臣屠岸贾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王的姐妹，就躲到王宫里去了，屠岸贾杀不了她，但他包围了王宫，因为她这还有个婴儿，就是赵朔的儿子，屠岸贾要斩草除根。对赵家极为忠诚的两人是程婴和公孙杵臼，这两人想办法把赵朔的儿子偷运了出来，公孙杵臼问程婴，死和育孤哪个更困难，育孤就是保护、养育孤儿，程婴说死很容易，在这种追杀的情况下育孤太难了，公孙杵臼说，既然这样，你把死的任务交给我，育孤的任务你来。程婴有个儿子和赵氏孤儿一般大，公孙杵臼把赵氏孤儿和程婴的儿子掉了包，带了程婴儿子逃跑。程婴和公孙杵臼不同方向分头跑，程婴被屠岸贾抓住了，问赵氏孤儿哪里去了，程婴表现得很贪财，你要让我告诉你也不难，给我千金，千金究竟是千根金条还是千块元宝也弄不清楚，反正是一大笔钱，屠岸贾说好，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于是程婴就带着屠岸贾的手下，抓着了公孙杵臼，公孙杵臼果然抱着个孩子，公孙杵臼破口大骂程婴，见利忘义，无耻之尤，大骂一通，屠岸贾当着程婴的面把公孙杵臼和假扮赵氏孤儿的小孩全杀死了，然后程婴回到家乡，陪着真正的赵氏孤儿度日，一直到新皇帝平反赵家血案。皇上说可惜已经没有后人，平反也没用了，中国特别讲究血缘关系，这时候有人报告说，不，赵家有后，于是程婴把已长大成人的孩子带进都城，被封了大官，回头来再杀屠岸贾，然后程婴说我最好的伙伴是公孙杵臼，当时为了育孤我没有死，现在育孤的任务完成，为赵家报仇的任务也完成，我该去找公孙杵臼了，立马自杀。这个故事传到欧洲后，法国的伏尔泰和德国的歌德两人都非常感动，都想把它搬上舞台，歌德没有把它改完，但是伏尔泰改出来了，起名《中国孤儿》，而且在法国上演了，最后还在欧洲其他地方上演。
    这些故事虽然离我们非常遥远，现代人碰到的困难和挫折，也不是这种类型的问题，但是文学本身在呼唤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不要怕苦，不要怕考验，不要怕蒙冤，不要怕别人不理解，不要怕挨骂，甚至不要怕掉脑袋和断子绝孙，认定了就应该坚持那个正确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歌德、伏尔泰这些大师级的欧洲文化巨人，都深深地被赵氏孤儿的故事所感动。
    类似的忠臣蒙冤题材，其实在我们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像电影《灵与肉》、《牧马人》等，实际上也在演绎蒙冤和艰苦奋斗的故事。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相对好的时代，冤枉和迫害比过去越来越少，但是我们今天也有必要阅读这样一些书，知道一个人一辈子想活下来并不容易，想坚持道德原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并不容易，从这些文学作品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淡然看待得失，不轻易在人生坎坷中低头服输、悲观失望。
    益智明心 哲理禅趣
    文学强调感情，强调直观，但文学并不反对智慧，不少文学作品中都透露着对智慧的追求。比如说侦探推理小说，在有益人类心智方面，《福尔摩斯探案集》起到了很大作用，尽管它是假想的，和真正的刑侦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却写得栩栩如生，让你相信，你可以从一点烟灰、一个脚印、半杯水上，寻找出罪犯来，在拥有一种超强的观察、联想、推理、判断能力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神探。日本的推理小说也是这样，但是日本推理小说更多关注的是，社会哪些问题诱发了犯罪事件的发生。中国也有公案小说，《施公案》、《包公案》、《狄公案》等等，不少电视剧里现在正在播，内容用现代语言描述，就是掌握司法和行政权力的人，应该注重调查研究，应该举一反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想办法弄清事实真相。
    欧美非常流行科幻小说，科幻小说的普及程度就跟我们的武侠小说一样。咱们中国人总是设想着通过练功，练得手上、嘴上、鼻子、脚脖都有功，最好吐出一口气就可以把敌人打倒了。有个武功叫金钟罩铁布衫，就是全身跟铁一样，刀砍过去不流血，我小时候很相信，就开始练，拿些硬东西扔起来，脑袋去接，把自己砸得生疼，有次差点把自己打晕了，后来我就停止了练习。欧美喜欢往科学上想，并不幻想人体能出现什么特异的情况，但是他认为通过科学能达到很高境界。比如说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他写的《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连太空都幻想过。
    还有不少 “数学悖论”的故事。有一个乖戾的国王，凡是到他那里的人，一定要回答来干什么，如果回答的是实话，就被烧死，如果是假话，就被淹死。有个非常聪明的人，大摇大摆地来了，卫兵很奇怪，这人不想活了，这人说，我是要来淹死的。这就造成一个悖论，什么悖论呢?就是说如果你把我淹死了，证明我说的是实话，说实话就不能淹死，只能烧死。但是你要是把我烧死了，就证明我说的是假话，说假话就只能淹死而不能烧死。最终国王认输了，这个我们不细说，实际上这和数学上很多悖论研究是完全一致的，刚才的悖论还可以更简单化，就是三个字“我说谎”，大家空闲时可以想想。这都是对人心智的启发。
    而中国又有些不同，中国对智慧的描写，往往会流于计谋化和趣味化，不是鼓励你去发明一种新产品或者探究新发现，而是特别注意智谋。我年轻时候看《东周列国》，叹为观止。秦灭六国，有一场大仗要打，有个大将叫王翦，秦王说拨你二十万人，他说不够，因为对方力量非常强，三十万人也不够，说要六十万人，秦兵共有六十万人，只有全用上才能打好。秦王想了想说好，六十万人归你指挥。王翦还不走，他说大王我还有一个要求，打完这一仗就不想再打了，我希望找个风水好的地方，给我一块宅基地，我要盖房子，我家里人口多，要大，我还喜欢美女，帮我物色些美女。秦王哈哈大笑，说咱们要一统天下了，一切财富都是咱哥俩的，别说一块地，八块地都没问题!出征时候王翦手下人说，将军格调太低，打仗前，又是要美女，又是要地要房子要金银财宝。王翦说，你不知道，秦王是最警惕的一个人，六十万军队都给了我掌管，万一有人给我打个小报告，说我别有用心，调我回来，我必死无疑。现在我必须要让他明白，我没有野心，打了胜仗之后就是吃喝玩乐、物质享受，他对我就放心了。然后王翦到了前线打仗，每次送军情时，最后都会问，大王给我划的宅基地好了没有，美女找到多少个了，我要的金银财宝准备好了没……这故事我看得太震惊了，这是春秋战国时候，离现在两三千年，那时候中国人怎么比猴还精呢?这些心眼从哪里来?真是怪了!我们《三国演义》更不用说了。所以现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喜欢看《三国演义》，认为里面充满了计谋。
    另一个趣味化。我们提禅趣，禅本来是佛教，但是佛教和中国文化、中国士人结合以后，信仰的东西减少了，趣味性的东西增加了许多。佛从不正面回答问题，因为禅思不可说。我们知道当头棒喝，就是说一个人来请教佛法，他什么都不说，拿起个木棒照你脑袋当头一下，第一天挨了打，第二天又来挨了打，被打者终于明白了，佛法就是当头棒喝，就是要把那些庸俗的、平凡的、自私自利的、红尘里的这些东西，“咣”打一下，改变你的方向、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比如什么是佛法，回答说石头路滑，石头路滑到底是什么意思?小心不要摔跟头?扶上棍再走?不一定是直线，需要绕行，直线不一定最短，该绕行还是不绕行?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清，但是它就很妙。比如说今天我讲完后还要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问我文学的启迪究竟有没有那么大，我回答晚上多喝点稀粥吧，会不会更有趣?给你一个答非所问，高深莫测，充满弹性。还有很多这一类的东西，所谓语带玄机，言语上的机巧，这是中国的特殊说法，就是不能直截了当，因为越是直截了当地说，内容就越有限，变得肤浅。相反，语带玄机、一语双关、别有深意、旁敲侧击、指桑骂槐、围魏救赵……这是中国人一大堆针对语言，也是针对人生的说法。
    有两个外国作品，内容有一点相像。一个是印度作品叫《十二夜问》，一个是意大利歌剧《图兰朵》。《图兰朵》里写一个公主，对求婚者提出三个问题，三个问题都做出正确回答，就可以娶这个公主，要是不正确，就要被杀掉。《图兰朵》那三个问题，文字上很铺张，但还远远不如印度的《十二夜问》。《十二夜问》由求婚者向公主每一夜提一个问题，如果公主回答上来了，求婚者就要被砍头，如果有一个问题公主回答不上来，公主就嫁给求婚者。《十二夜问》也是个数学悖论，天衣无缝到无可挑剔。一个非常聪明的王子，来到公主的国度，连续11个问题都被公主回答了，剩最后一天了，第11夜王子睡不着觉，房间里来回踱步，问公主什么问题呢?噢，明白了!到了第十二夜，求婚者就说，亲爱的公主，从前有个美丽的公主，她要求她的求婚者，提一个她回答不出来的问题，请问求婚者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公主一听，笑了起来，亲爱的，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四海八夷 出神入化
    除了启发智慧，在发育人的想象力方面，文学同样做出了许多贡献。四海八夷，出神入化，就是文学对人的想象力的发挥。我们生活的空间和时间都很有限，一般的说，活到七八十岁，人的寿数不过是数十年，从事这个职业就不大可能从事其他职业，但是文学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力。
    比如说希腊神话、中国的《西游记》等等，中国四大名著，对文学圈子里的人来说，评价最高的往往是《红楼梦》，但国外知道《红楼梦》的人不多，知道美猴王的人却很多，Monkey King，一说猴王他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西游记》故事的确很好玩，石头里蹦出一个猴子来，猴子怎么捣蛋，怎么和妖精打仗，还会千变万化，哎呀，太可爱了。
    还有很多神奇故事，在文学中有，但是在生活中不可能有。比如说英国的《格列佛游记》，它想象你到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掌权的都是马，人反而过马的生活，脖子上有套子，肚子上勒着束带，屁股上拴着秋绳，然后在那拉犁。通过马国里人的生活，把人的一些毛病嘲笑遍了，人相互之间不团结，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打小报告等等，讽刺得一塌糊涂。
    什么叫创造?没有想象就没有创造。我们整天讲创造，但一个没有想象力的民族怎么可能有创造呢?“文化大革命”当中，我进五七干校，没过两天，发我一个学习材料，讲工农兵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威，其中一个批判是：有个童话故事叫“拔萝卜”，说一个小兔种了一个大萝卜，这个萝卜长得太大了，拔不动，于是兔爸爸、兔妈妈、兔姐姐、兔哥哥好几十个人都赶来了，像拔河一样拔，这才把萝卜拔出来了。这个童话故事是怎么被批判的呢?某某说道，萝卜明明是我们贫下中农种的，哪里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我一看，没指望了，没戏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故事，鼓励你劳动，鼓励用集体的力量完成大任务，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所以尽管文学没有什么直接用途，但是会影响想象力的发挥，一个缺少文学细胞的群体，一个缺少阅读的群体，往往也缺少创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