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内容应该占多大的比例?是一个极易引发激烈争讼的话题。这主要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经常把人们带入政治或意识形态之争。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主张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要确立一个基本前提，即将政治和意识形态内容撇除出去，把它还原为一个比较纯粹的教育问题。
    退一步说，即便考虑到语文这门学科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完全剔除意识形态内容(历史学科在这方面更加明显)，我们也应当清晰地把这场讨论区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它们不能纠缠在一起，更不能混为一谈。
    我本人明确主张，应大幅增加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和诗歌内容，甚至文言文内容应该超过白话文，成为语文教材的主要部分。我在提出这个观点时几乎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我的立足点纯粹是语文教育本身。
    我在“冰川思享库”微信公众号发表《强烈建议!中小学语文应至少一半文言文，1930年以后作品原则上不收》一文之后，受到了无数猛烈批评和尖刻嘲讽。这些都在我自己的预期之中。
    比较遗憾的是，这些批评和嘲讽中的大多数都建立在对我文章的错误理解之上，它们似乎把我的意思理解成了鼓吹恢复使用文言文。这也再度证明了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当代中国的语文教育对于培养人对文本的理解力方面是多么失败!语文教育是多么迫切需要改革!
    ▍“没用”的知识就不该学?
    粗略梳理一下反对提高语文教材中文言文比例的观点，我发现理由集中于以下两点：
    第一，现代中国的书面语言已是白话，教材中大量增加文言内容必然意味着学生受到的白话文训练将大量减少，这将不利于他们未来走上社会以后的读写能力。
    这种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它将文言看成了与白话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不同知识，仿佛让学生学习更多文言是让他们学习一门早已经不再使用了的外语似的。
    实际上，我的观点在那篇文章里已经表达得很清晰——如果我们想要写比现在更好的白话文，我们就应当努力学习更多的文言文。文言与白话虽然存在巨大的差别，但毕竟是同一种语言。相比只有100年短暂历史的白话文，拥有3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言文所蕴含的优秀作品要多得多。因此，它们对于现代中国人提升语文能力所能提供的滋养也比白话作品多得多。教育——尤其是中小学——的目标应该是打好知识基础，语文教材所选择的内容应该是最优秀的作品，而不是最新的作品。
    我还坚持认为，只有不到100年官方正式地位的白话文迄今仍不能算是一种成熟的书面语言，未来还需要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纵观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推动书面语言发展的源泉无非来自三方面：一是以前的文学经典;二是当代的民间口语(包括各地方言和各个时代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话语方式);三是来自其他民族的“外语”。这其中，前两个因素是决定性的。因此，如果切断了文言文的传承，便等于砍掉了现代语文两条腿中的一条。
    比照欧洲，我们会发现，无论属于哪一种语系，欧洲各民族的书面语言中无不处处渗透着拉丁语(还有希腊语)这种古代书面语言的强烈影响。
    有人会立刻反驳说，现代西方语文已经不再向学生教授拉丁语。我认为，这首先不是一个严谨的表述。直到不久前，欧洲各地还有大量专门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专业“语法学校”。甚至直到今天，在西方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懂拉丁语的依然不在少数。其次，欧洲主要国家的民族书面语言都已经形成至少500年，期间诞生了用这些民族语言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这与中国稚嫩苍白的白话文学不可同日而语。
    更进一步说，认为一种知识没有直接的“用处”就没有必要学习，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观念，而且还是庸俗化了的实用主义。
    教育的目的当然是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然而，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是否“有用”，至少包含三个不同层次：首先是价值观;其次是思维方式;最后才是适应社会生活的具体技能。按照“文言文没有实际用处就不应该学”的逻辑，语文教材中就也不应该收入大量文学性的作品，特别是诗歌——绝大多数学生日后走上社会，并不会从事文学工作，他们将要读和写的文字，多是一些公文、报告、账目之类的应用文体。这么说来，语文教材应该主要选择公文和书信之类内容?
    更何况，人们生活在社会中，还会有大量非实用的审美需求。
    基础语文教育的功能是培养学生对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实用能力，至于这种能力如何更好地使用到某种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那应该是学生在走上社会后通过自我学习和适应来完成的。而在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实用能力训练方面，我认为文言范文比白话作品能够提供的养分多得多。
    所以我十分有把握地说，如果一个人有了很好的文言功底，他写不好白话文，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对文言文一窍不通，他能够写一手漂亮的白话文，几乎也是不可能的。

▍文言文导致中国人不善逻辑?
    反对提高语文教材中文言文比例的另一条主要理由是：白话文也有大量优秀作品可供选择。而且，文言文也有它的严重缺陷，中国古人在用文言文写作时往往忽视逻辑，滥用想象和类比，使文章经常显得很不严谨，缺少精确性。过分强调学习文言文，不利于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首先，关于中国现存的经典作品中究竟文言的多还是白话的多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不必讨论的。如果在这一点上都达不成基本共识，那么我们的所有讨论就都是白费力气。
    其次，许多文言文作品中的确存在上述问题，这一点我是基本同意的。孟子流传千古的“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的“性善论”论述，就是这种不讲逻辑的思维方式的典型例子。雄辩而善辩的“亚圣”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人。
    然而，这是思维方式的缺陷，而不是语言的缺陷，我们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我甚至也愿意承认，思维结构与语言结构有密切的关系。但假如我们想要使未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加严谨、更加有逻辑性，恐怕应该去更多学习西方的科学理性，而不是妄想改造我们的语言。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传统自然延续的结果，并不是人可以有意识、有计划地设计和改造的。
    如果说文言文必然承载着中国人普遍不善逻辑的文化缺陷的话，那么这也必然是白话文的宿命。与思维结构有关联的所谓语言结构并不仅仅指书面语言，口头语言也同样包含在内，而且后者对思维的影响或许更大——人究竟是以说话的方式想问题的，还是以写作的方式想问题的?
    自从白话取代文言成为官方正式书面语言后，中国人的理性和逻辑水平就随之提高了吗?过去10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事实可能完全相反。当然，我并不会认为那是白话文的罪过，就像我也不会认为古代社会的问题应该记在文言文账上一样。
    因此，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它试图让语文教育承载它注定载不动的宏大使命，而这一使命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文言文做不到的东西，白话文同样也做不到。
    我从来就不主张语文教材中增加太多思想性很强的文言文内容，比如诸子百家的经典。这些完全可以让有这方面兴趣的学生自己去涉猎，真正应该在教材中增加的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有人说，在崇尚“文以载道”的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学是很难分开的。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在选择教材课文时，我们应当强调文学性优先的标准。
    ▍中国曾经的落后，都怪文言文门槛太高?
    最后，我还是有必要简单谈一谈围绕语文教材内容争论的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一谈到文言与白话的关系，许多人立刻会自动地将它转换为“复兴传统”与“面向未来”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能和直觉反应，从未经过深思熟虑。
    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的一种主导叙事。100年来，无论是传统国粹派还是现代进步派，无不受到这种二元对立叙事的深刻影响。文言与白话的对立，只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的“母题”中的一个“子项”。但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即是从倡导白话文发端的，所以它比其他子项显得格外显眼。
    然而，过去100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是一种虚幻的伪叙事。它充其量只能显示那一代中国启蒙知识人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是多么地缺乏认知!我还进一步认为，这恰恰体现了他们自己身上所继承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理性的严重先天缺陷——而这正是他们急于猛批的。人的思维由内容和模式两部分构成，思维内容的改变相对容易，思维模式的改变是极为困难的。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对西方现代化过程作一次再审视，我们应该能够发现，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西方文明与中世纪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观点，即便是中世纪的最激烈的批判者也没有喊出过“打倒耶家店”的口号。这难道不足以引起我们深思吗?
    这有点扯远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文言与白话的主题上。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阶层接受了一种貌似已经盖棺定论的真理：中国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同口语分离的文言文(还有笔画繁复的文字)对大多数普通人掌握文化构成了严重障碍。白话文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字简化运动，都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现在看来，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指出，胡适、陈独秀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问题的方向、找错了敌人——就文化发展而言，真正本质的“中国问题”不是文言白话孰优孰劣，而是当时中国教育的普及程度太低，文盲太多。事实上，对那些从小就受过良好教育的传统精英士大夫(包括胡适和鲁迅本人)而言，文言文一点都没有造成任何障碍。
    再看看我们的邻国印度，这个国家中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几乎都能说一口英语，并使用英语读写。这是因为印度民族众多，语言不统一，加之历史上长期被英国殖民，因而中学以上的教材大多都是用英语编写的。换言之，相当多印度人的口语和书面语言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严格说他们的正式书面语言是一种与本民族语言完全不同的外国语言!那么，它对印度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究竟是一种障碍，抑或是一种促进?至少我从未听人说过英语书面教育阻碍了印度的现代化，今日印度的真正问题依然在于：它的普遍教育水平太低。
    懂得了这个道理，那些现代“进步派”人士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学习文言文会阻碍我们的下一代去“拥抱未来”。至于那种认为白话文蕴含了面向未来的“先进性”的观点，更是令我觉得十分奇怪。白话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它也是中国人使用了成百上千年的古老交流媒介，只不过以前很少人用它来写作而已。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人就是用它来说话的，义和团拳民们也是用它来上传下达的，我一点也看不出它比文言有什么“进步”。这些进步派人士真正应该做的是鼓励更多和更好的英语教育，而不是反对文言教育。
    今天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想要证明文言文比白话文更优越。另外，我鼓吹增加语文教材中文言内容，并非寄望过通过它来实现文化复兴的宏大志向。我只是希望将来我们能把文章写得比现在更好。
    白话文的官方正式地位如今已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既成事实，它也的确符合时代变化的需要。然而，走过五四运动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的任务已经不是强调白话文有多么好，而是将这门年轻的书面语言提升到更高的水准。而在我看来，不从文言文的伟大传统中充分汲取更多丰富的养料，白话文的明天就不可能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