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海关始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期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后未几结束。一个世纪中，它的身影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内陆腹地，还出现在远在西北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西南的喜马拉雅山。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也是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
    近代海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提供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它不但支持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到新的外交体系，同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海关职员在私人闲暇时，是收集者、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和学术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抗日战争乃至国共内战，海关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崛起，以及抗日战争等。海关同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各个政权的形态。
    以下文字受权选摘自《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导言部分。
    这已是我们的过去。企图抓回它是徒劳的，所有理智上的努力都是枉然。过去隐藏在某个边界之外，理智无法可及，对一些事物(因为这些事情将让我们产生某些感觉)我们一无所知。在我们自己死亡之前，能否偶遇到这些事物，全要依赖于运气。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追忆逝水年华》
    当我在1986年初次踏入老上海时，它的建筑仿佛是远逝时代的废墟。20世纪前半叶霓虹灯光照耀下的那些别墅、银行、饭店、商场、娱乐厅、酒吧和俱乐部，虽依然存在，却都已年久失修。窗框锈迹斑斑，抹灰成屑，绘画剥落，屋顶支离破碎。20世纪30年代，世界名人诺埃尔·考沃德 (Noёl Coward)和萧伯纳 (G.B.Shaw)曾经下榻过的极为奢侈的饭店，当我们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入住时，却会在晚上被老鼠吵醒。上海富人曾住过的乡村别墅风格的豪宅，在1949年后，被分割成了许多独立部分，一个家庭只有一个房间，厨房和卫生间都需共用。上海已经不再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已经变成了一个单调乏味、尘土飞扬和灰蒙蒙的、人口拥挤的地方。20世纪30-40年代曾在和平饭店演出过的爵士乐团的成员，如今只有偶尔在夜间进行一次表演。
    即使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的衰老仍然证明了以下观点正确，即外国的影响是短暂的，而改变中国的力量主要存在于农村。共产党通过动员农民、顺应中国自身的变化，成功地取得了胜利。1949年后，除少数国外同道者和苏联专家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友谊宾馆之外，其余所有外国人均遭遣返。不久后，苏联专家们也被送走了。作为这一系列巨变的反映，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被上海市政府取代而为其办公之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始建于1927年的上海海关的大钟敲响的不再是西敏寺大笨钟的曲调，而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东方红》”。
    又经过了25年，把现今中国兴起的主因归于农村革命的叙事变得不再那么有说服力。曾经逝去的过往如今以强势之姿回归，包括它原有的城市和外国的面向。人们可以再次听到上海海关钟楼敲响西敏寺曲，只不过因为交通的嘈杂而显得有些微弱。原来在外滩上的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又重新为银行物业所用，改成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部。上海再次吸引各式各色的人汇聚，如来自亚洲、中东、非洲、欧洲和美国的商人、银行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律师以及游客，等等。上海又开始筹办大型体育赛事和流行音乐会，吸引了巨大人流，就像是昔日的上海赛马场，富人赛马，穷人赛狗。这个城市与外国相关的历史不再被视为羞耻的过往，而成为了人们饶有兴味的探索对象。咖啡桌上的书籍，回忆着1949年前的往事，各种书店里摆满了重印的1949年前的老上海地图。在晚清和民国建筑式样的饭店里，穿着旗袍的女侍者来回穿梭。商务、商店和银行，都在炫耀1949年前的那段光辉历史。当今的中国海关，提起1949年前的往事，也充满自豪。因为与外国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有所联系而繁盛的其他城市，如广州、天津、武汉、厦门、宁波、大连、重庆等，其情况与上海大致相同，也都再次崛起;尽管现在中外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工具已经由飞机取代了轮船。
    本书主要聚焦在中国海关。这一机构在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的动乱中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中结束。这一个世纪中，无论沿海还是内陆地区，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最初，海关的职责仅仅是对外国轮船运到的货物估税，甚至还不是征税。不久之后，海关集多种功能于一体，超越了一个单纯的税收机构。近代海关建设灯塔、设置航标、竖起信标、管理港口，这些设施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近代海关还资助外交使臣出访，促进中国参与博览会和世界会议组织，把中国带入一个由主权民族国家和跨国际组织所建构的新世界外交秩序。近代海关收集气象资料，便于天气预报。还督办同文馆，培养外交人员，提供自由教育，翻译西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和法律著作。海关曾数次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化的海军。1895年后，海关深深地涉入中国的外债事务。海关干预中国外交，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它让中国免遭瓜分。到了1911年，海关税收有长达二十年已经占据北京政府总税收的1/3至1/2。辛亥革命后，海关延揽了关税的实际征收，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从1914年起，身为海关首脑，即总税务司，又必然地负责起中国的内债事务。20世纪30年代，海关执行国民政府所制订的高关税政策。 而这个政策之所以可以执行的背后，是相当依赖着一支约有70艘舰艇所组成的缉私舰队，藉由它们在中国连绵而成的单一海岸线上集中巡逻。
    简而言之，这个机构在字面上虽然称为海关，但它的身影不仅仅在中国的内陆腹地可以寻到，还出现在乌鲁木齐，甚至是喜马拉雅山。海关证明了它是持续耐久的，因为它渡过了1912年专制王朝崩溃、民国初期的内战和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崛起。它甚至也在中日战争中存活了下来，尽管最后几乎是气息奄奄的状态。

近代海关在制度上是非常奇特的，形式上它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机构，总税务司及其下属都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并向中国监督汇报。不但总税务司可以完全控制海关，而且在1943年之前这个职位一直都由英国人担任，其后才由一位美国人接续。近代海关促进了中外贸易，并带动了像上海这样近代城市的兴起，使得来自各地的人员和商品在这里汇集，形成了一种新的布局。近代海关的高级职员都是外国人，他们来自所有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大致按其国家对华贸易的重要性来决定比例。该机构同样雇用了许多中国人，最初仅是低级职位，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不再新聘外国职员，中国人相应地就逐渐占据了较多高级职位。近代海关的世界性特征，也导致了尴尬局面的发生。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由于总税务司人在英国，他的职位由当时担任总务科秘书的日籍税务司岸本广吉代理。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要求下，他对海关全体职员发布抵抗自己日本同胞的命令。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岸本广吉(Kishimoto Hirokichi)一直被视为国民政府体制内海关的第二把手。我认为最好把近代海关看成是一个边界政权(frontier regime)，它有双重含义。其一，这个边界政权有自己的一套制度、规则、实践、官职以及在边界监管货物交易、船只往返、人员进出的规程。其二，它自身还是一个在边界地带的“王国”： 它是一个“国中之国”(imperium in imperio)。近代海关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特征的行政机构，有它自身的结构、气质、团队精神、传统、政策、章程和法规，独立的武装力量以及自己一套独特的外交。海关也有它自身的神话和幻想，而这一点对最后几任总税务司尤为重要，因为海关的终点似乎已经可以看到。近代海关以相当独立的姿态，在介于脆弱的中国和过度扩张的欧洲帝国的前线之间运筹帷幄。当中国面对欧洲帝国所带来的新式贸易、外交和战争而感到束手无策时，近代海关趁机而入、扩张自己。在这里，我借用由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和菲利克斯·加塔利 (Felix Guattari)在《千高原》一书中所创造的一个词汇—官僚主义式的根茎 (a beureaucratic rhizome)。这个词汇的意思是指，在一个实体里凡事都是互通互联的，而且它也向四面八方到处蔓延，哪里有空隙就往哪里去;它本身既有多种面向，也可复制。2恰如海关成员这么称呼他们的机构—“机构(the Service)”，或者更常见的—“海关 (the Customs)”。
    在分析和描述近代海关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中，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总税务司的角色。由于他们是该机构的独裁者，其看法和政策对海关历史的形成至为关键。其次，我也强调决裂点和转折点。海关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是极为重要的，例如海关对1937年抗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就没有准备。再者，从事这个研究时，我所获得的一个意外之感是财政、银行和债券市场对形塑中国近代历史是多么的重要，而这点在过去经常是从革命和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诠释的。因此，财政在本研究中特别显著，尤其是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第四个主题关注的是海关与中国外交官和外国外交官之间的关系。
    本书目的之一，是把海关及由其推而广之的“外国”因素，“写回”到中国近代历史之中。从介于太平天国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全球化的世纪，其特征就是对外贸易加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沿海、沿江大量港口城市的兴起，激烈的文化变动，大的社会转变，还有在公共事务体系中世俗自由管理模式的盛行。近代海关在这一世纪中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所提供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近代海关不但支持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来加入新的外交体系，同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海关职员在他们私人闲暇的时间，是收集者、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和学术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民国时期的政府，包括国民政府，都没有废除海关。当时世界各地正掀起一股去殖民化的浪潮，新的统治阶级却也用外国人创设的机构来加强自己手中的权力，维护他们的财政利益，以及保护他们的新国家。以上种种可以看出，海关的历史作为一道重要力量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崛起。海关同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的各个政权的形态。
    现在不少海关开始重新运转，某些地方的海关就在1949年前的海关大楼中办公，还有一些新的海关大楼则在原海关旧址上重建。近代海关建造的灯塔再次发出让人安心的光束，引导船只由中国沿海进入港口。港口城市再次显示出优势。毛泽东在1949年后抛弃了由近代海关帮助打造的世界，决心要让中国依靠自己的资源走向非西方色彩的现代化。尽管近代海关与当今的海关存有很大的差异，但后者小心翼翼地也想拿回它在1949年之前的历史。并不是所有中国的历史学家依旧把海关当成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将之视为导致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羞辱，因而需要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才能推翻的东西。挑一个以海关自身历史津津乐道的说法来看，近代海关是一个有着纪律严明、清正廉洁职员的机构。就算这一陈述并非必然客观正确，但是海关的批评者们也都承认。我在中国经常被包括海关官员之内的人问到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海关得以如此纪律严明和清正廉洁。一位后来去了台湾的前海关职员认为，如果其他的国民党机构能像海关一样，共产主义革命就不会发生。任智勇则强调海关权力的有限性，他认为在晚清时期中国官员仍然掌控着局面。詹庆华把近代海关比喻成中国和西方之间“对话、交换和交流”的一座桥梁。这两位都明确反对把海关洋员看成“文化侵略者”。外国的存在是多面向的，不能一味地坚持说，英国人到来之前，清朝可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帝国这种论点。这种说法不但无法使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参与者认同，即使像曾国藩这些保卫既有秩序的新儒学士大夫们，也一样对他们所处的时代颇有微词。通过聚焦海关，本书的目的是想打开一个更细微的视角来探讨外国元素在中国历史中的存在，因为此元素使得中国受到外国迫害的意念变得更加复杂化。本书并不急于做出价值判断，而是试图还原那些重大历史决定被做出之时，那些情境所依附的道德范畴和世界观。在本书写作时，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中国正在迅速融入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而这些发展之所以可以实现，必定是因为中国在这些举措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国有悠久的商业历史，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展现出他们是如何从中得利，以及全球的华人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今中国的全球化，也是建筑在那波从18世纪早期起并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全球化之上。若继续往前追溯，那一波全球化浪潮又始于明朝对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网络的参与。本研究的目标之一，是把海关历史放回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全球化的历史当中;或者更广泛地说，是要把外国元素带回中国历史。本书对现代性的探索，是借由有意识地把海关的以下特质纳入观照的重点，即海关的拼凑本质、临时发挥的面向，以及我们可能会误认为是典型欧洲的或中国的特质，但实际上是这两种混在一起所产生的结果。以往对海关的研究较少，大多数历史学者，无论在中国或海外，都是从英帝国主义在华背景之下来描写海关。这种叙事存在数个问题。海关虽然无法完全排除，但在其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它都有意识地拒绝与英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海关帮助支撑清朝和中华民国的政体。这个组织本身是弱势者而非强者的产物。它的建立给英国和法国提供了一个推卸责任的方式。法国在当时是英国把势力从欧洲扩充到东亚的新晋伙伴。这两个国家发现他们在从1838年到1842年打完鸦片战争后，却没有能力来担任衍生出来关于督导征税和监督外国贸易的责任。至于清政府，被太平天国之乱大大地削弱国力之后，正好抓住这个由一个外包机构来管理外国人贸易、并在中国监督之下运作的机会。

一些强调海关帝国主义特质的分析，都是受到费正清对于海关过分乐观却也神秘隐晦的描述影响。费氏把海关这个机构比成一根支撑起一个其所谓“共治(synarchy)”的大柱子。意思是，指满族、汉族官员和英国人在条约口岸进行共同治理。费正清认为，“共治”不但会让中国在持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情况下，朝向有好处的西式现代化开放，并且让中国进入以平等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法(Westphalian system)体系中。由于费正清对帝国主义批判不够，他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为准绳来评论中国，并且用东方主义眼光(Orientialist view)来看待东西关系，这些做法都使他受到了公正的批评。但我认为费正清分析的某些要素仍然值得重提，例如他认为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在中国沿海充斥着中外海盗、官商勾结腐败以及清朝官员和西方外交官试图寻找秩序的情况下，海关是他们之间必要的含蓄折冲。他认为海关的设立在清政府的一贯做法中是有基础的，因为清政府本来就会与强大的外国人合作。其他的例子还包括对外贸易的最小化税收以及对内的公文往来系统，尽管海关的公文书信是以英文写的。
    然而费正清对近代海关运作的政治背景依旧过于天真，忽略了对历史学者来说最值得关注的事：追踪金钱的流向。他没有重视外国人之间的冲突，也没有顾及到中国官员和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他对中国悠久的商业历史和海外贸易也不够在意，他也忽略了官员和商人经常合作的事实，或者就算是虚弱的一方(这里显然指中国)，也通常会握有一些权力。没错，海关在某些时候也曾经选择与英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尤其是在1911年至1929年间当安格联担任总税务司时。对于从1863到1911年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Robert Hart)，费正清虽然曾经那么深情，甚至以一股相当崇拜的心情来编辑他的日记和信件，但却也不认为赫德是个理性、务实和现代西方官僚的模范。赫德曾受宗教怀疑的煎熬，是个独裁者，渐渐依赖亲信关系，怀疑任何人，尽管通常有准确的判断力，但也曾为同文馆招募过一个打算用一生来证明牛顿地球引力是错误理论的人。他把自己当成航海专家，根本不认真听取中国同僚的意见，对采购合适的海军舰艇类型只给出片面的建议，交付的舰船以次充好。费正清也忽视了赫德的爱尔兰人特点，强烈的宗教信仰和性欲。但这些都不能证明赫德不是一个完美的行政管理者，或第一流的帝国建立者，他最大的能力就是适应中国官场。如果没有他，海关就不会成为一个如此强大的机构以帮助中国渡过那个最动荡的世纪。
    帝国主义学派和共治学派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它们只把海关当作一个晚清的机构。然而实际上，海关的重要性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费正清对该历史阶段保持沉默，也许因为他在理性上，甚至情感上，对这段历史感到不解。当海关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掌握了关税和相关港口收费的征收权后，便变成了为外国财政利益和庚子赔款债权国服务的国际公共收债代理机构 (Caisse de la Dette) 。身为英国权势集团忠实一员的安格联对中国官员完全不屑一顾，这是他与赫德不同的地方。当英国或许就算不是世界警察但肯定是世界讨债者的时候，安格联成为了中国的金融沙皇。他不仅保管存放海关税收，而且在1913年后又成为中国内债发行的管理人，由此进一步扩大了海关的权力。在1929年国民党掌权后，海关依然非常强大。海关在这个时期停止招收洋员，税收再度存放入中国银行。此外关余虽然不再被用来支付内外债务，但也不再由总税务司支配。 对国民政府而言，海关依然是财政不可或缺的依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可以说，海关支付国民政府一半的收入，并创建了新的缉私舰队来消除海上走私。海关历史并不是终结于1911年，也非1929或1937年。直至1949年，海关在财政、政治、外交和社会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下近代海关的独立性和持久性。正如上文所述，该机构成功地使其从中外官僚体系中游离出来，并且一开始就是从脆弱的襁褓中产生，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大大削弱了清政府。同时，尽管欧洲各帝国此时正准备扩大侵略，但在面对自己国内及其他各地的问题时，他们对中国的扩张只能是依靠有限的资源。在欧洲，1848年革命高潮也仅仅比海关的创设早了五年;英帝国在1845-1852年间，还在忙着应付爱尔兰大饥荒所导致的动荡。此外，1853-1856年间有英法在克里米亚和俄国进行的战争;1856-1858年间，英国除了要镇压印度起义之外，还要耐心地处理一连串内政事务，特别是因选举改革而发起的宪章运动。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大陆忙着德国普鲁士的统一运动所造成的分歧，以及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同一时期，美国陷入内战。到了1870年，法国还不得不应对普鲁士的入侵和巩固它在中东地区的新殖民地。以上种种情况之下，成立中国海关对很多国家的官员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海关可以提供秩序、规章、利益和税收。
    当19世纪90年代新一波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而且英国向来凌驾于他国的霸权地位已经不在时，各大国曾经一度竞相争夺对近代海关的控制权。只是这样的情况并未持续很久。甲午战争后，因需要支付日本赔款，清政府被迫举债，因此维护海关和清朝统治的完整又变成各国的共同利益，因为海关税收将被用来作为债务担保。义和团运动时，中国又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外国军队占领了北京，但同时他们的行为也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此时具有大智慧的做法就是不要冒杀鸡取卵的风险，而是让它为大家继续源源不断地下蛋。庚子赔款被筹划成清朝和八个入侵国家之间的单一债务，海关税收再次成为担保。海关之所以得以生存并且维持独立地位，在于它的税收满足了各方的共同利益。此外，提供给民国时期政府的关税也变成海关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的原因之一。海关有能力发行国内外债券，但中国政府却无法做到;就凭这个事实，不仅外国人，连中国投资者都清楚近代海关比政府更加可靠。
    但是海关独立性并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结果。它在清政府和西方帝国之间，非常艰辛地为自己打造出一块扎实的空间，并且在大部分时候都很有技巧地捍卫自己的独立性。它之所以能这么做，在于以下几点：首先，在一开始的十年期间，海关通过缩小中国地方官员和外国领事对它的力量，来增加海关税务司在地方的威信。在面对英国领事时，海关可以越过他们而直接诉诸其身后的老板。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Lay)管理期间，尽管总税务司是由清朝皇帝谕旨任命的，他仍确保自己有唯一和不受限制的招聘、迁调、升擢和辞退权力，也就是说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组织海关。赫德上任后，通过集中输入信息、执行标准程序、设定标准行为、提倡君子的价值和态度，更重要的，禁止关员经商和因为提供额外服务而接受额外报酬等措施，赫德把总税务司署，即海关总部，变成了一个官僚圆形监狱。在一个由一群自信满满的高级职员所组成的向心力十足的团体中，总税务司变成这个纪律严明组织中的一个全知和全能的中心。海关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不但能够在20世纪初期存活，甚至还可以把中国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的巨大危机变成它自己的机会。当清政府在它面前崩溃时，海关却愈发生成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它要成为一个独立而且超越个别中国政权的个体，虽然在名义上它要服从于后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共内战让海关展现出它在20世纪中期已经变成了一个坚韧的机构。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该机构就失去了对中国外贸估税和征税的功能。尽管如此，直到1941年，总税务司署仍然管理着整个中国海关，包括日本占领区。1942年，它阻止了国民政府废除总税务司署或任命一名中国总税务司的企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是国民政府中对战后重建和复原做着最好准备的官僚机构。共产党解放全国前夕，所剩为数不多的外国雇员，仍然相信该机构能在共产党统治中延存，但在朝鲜战争时这个幻想破灭了。在1951年和1952年间，以反浪费、反贪污、反偷税漏税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目标的“三反五反”运动，给予海关重重的一击。上千员工被发现有罪并受到不同程度的严惩。换句话说，那些原本被看成是构成现代理性官僚机构核心价值的论述，被彻底扭转和否定。海关不再被视为美好未来的先驱，而被描绘成过去所有恶的源泉。而那些否定它的历史角色以及原则的声讨与谴责，也标志着该机构的真正尽头终于到来。
    总之，海关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自立的机构运转。除了它自己的努力之外，还因为中外政府觉得依赖它非常方便，或许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还有，海关提供相当必要的服务。正如赫德经常所言，它的存在是因为它很“有用”，或换句话说，它为周围的政府和机构提供服务。它的权力来源基于它能整合关于税收的可靠信息，而在1911年后也基于它实际上征管税收，其能量源于自身的行政效率和内部的凝聚，以及它对中西知识的获取和相互交流散播。它的国际化的招聘政策，让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和其他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精英们觉得，让海关运作下去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它还有一个特质，那就是累积了不少业务经验，这让它不局限于某单一功能，进而保证了生存。海关从事的一些重要活动，使它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组织，例如它在1911年前创立了船钞部(1912年后称海政局，1928年后称海务科)，在1911之后它卷入了中国财政，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缉私部门。以上这些，再加上其内部纪律，以及它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可以一成不变或永久存在，都是海关能在中国近代政权迭次更替中延存的原因。
    应当强调的是，近代海关虽然是特殊的，但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盐税和邮政管理也雇用了外国人，它们也是中国的正式机构。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埃及有类似后来海关机构的债务银行，它从1879年起取代了伊斯梅尔(Khepe Ismail)政权下的税收机构，并且由英国人和法国人共同监督。1881年成立的奥斯曼公债管理局(Ottoman 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代表的是欧洲持有奥斯曼债务的债券人利益。若将这些现象推而广之，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一些虚弱政治的边界地带，经常会产生强而独裁的政治实体。联合国在它自己与虚弱的非洲政治实体和社会之间，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规划出许多显著的空间来进行协调人道主义的救援行动和其他行动。把海关和这些机构进行比较研究是有益的，但已大大超出了本书范围。
    下面简单介绍下本书各章节的研究内容。第一章，“变色龙的诞生”，首先对恭亲王在1861年发动的辛酉政变做一简短讨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恭亲王打破了他的哥哥—咸丰皇帝的排外态度，并且支持了外国人和上海地方官员在1854年的一场试验，当时江海关任命了数个外籍司税。他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重点政策，所以即使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他依然认为英法能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并且是借以抗衡俄国的重要力量。俄国被英法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打败以后，转而东进，割占了清帝国的大片领土。同时，恭亲王还想抑制在长江中下游几个省份内汉族官员日益壮大的势力，以及他们与英法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我讨论了李泰国所主导的活动如何替海关打下基础，他不仅发起了那场在上海的试验，而且成为了首任总税务司。他曾为清朝采购了一支海军舰队，但在他提出要清政府交出海军控制权的要求后，恭亲王辞退了他。这表明恭亲王是有不准逾越的底线的，总税务司应该屈服于中国人的领导。本章对赫德的关注则聚焦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尊敬，他对造成两次鸦片战争的凶猛英帝国主义的拒绝，以及他所采取的世俗自由和世界主义的立场，都源于他对中国的日益了解和对英帝国霸权诉求的怀疑，进而导致他深层次的个人的宗教危机。本章最后借由讨论中国以往管理海洋贸易的方式，来说明海关曾吸纳了它的一些关键特性。
    第二章，“赫德的圆形监狱”。我分析了赫德是如何建立起一支有纪律、有凝聚力和中央集权化的组织，如何在清朝和西方帝国之间为自己凿出一个空间，如何扩展其功能以及利用任何一个有利缺口来让海关发展。是赫德把海关转变成为一个广受尊敬的组织，除税收外，海关还涉入外交、财政、学术、气象以及中国海事领域的管理。一个能够代表该机构有能力把握住新功能的案例，就是它在中国沿海修建了许多灯塔。灯塔对19世纪后半期的运输革命非常重要，同时也是现代工程以及复杂政治和文化管理的象征。本章的主要目的是，揭示赫德通过何种策略手段把海关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阶级式组织，也因为这个特性，让海关有能力渡过诸多危机。
    第三章，“自强运动时期的海关，1870-1895”，起于太平天国运动，至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本章首先探讨的是伦敦办事处。通过该办事处，海关能与英国中央政府直接的接触。它使清朝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海军竞争中保持了领先地位，并使欧洲和清朝的政治联结在了一起。接下来我会讨论由海关所促成的海洋贸易增长以及这些增长所带来的影响。我认为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战争之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因为它从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的危机中缓了过来。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在东亚地区有着最强的海军力量。但之后白银价值迅速下跌，使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不像日本，中国没有发展轻工业，结果导致中国的经济欠发达，成为一个初级原料出口国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国。这时候的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生活水平下降，而日本在东亚海军竞赛中徐徐前进。同时，本章还探讨了由海关在中英两国间，不论外交、法律、学术，还是金融等方面所培育出来的日益深化的联系。
    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将关注重点转向财政事务。第四章，“债券市场的兴起：海关成为收债者，1895-1914”，开始先讲述伦敦出现提供中国贷款的市场，接着分析清政府为了偿付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赔款而发行的国内债券及最后失败的原因。因为除非以海关税收作抵押，否则外国银行财团拒绝放债，这使清朝又加深了对海关的依赖。海关在终止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扮演了至为关键的角色，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它设计的一个方案是，让庚子赔款成为清朝与所有受影响国家间国与国的贷款方案，而非私人之间的债务。海关变成种种集体安全协调设置的核心基础，以保证这些安排在20世纪的前25年中还将会持续存在。本章最后讲述的是，海关如何首先采取调整自己来适应少年中国的崛起。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对应当时的情境，值得我在本书做更多的讨论。然而到了1911年时，在当时的中国强人袁世凯和英国外交官的支持下，海关获取了税收的全部控制权。
    第五章，“国中之国，1914-1929”，讨论的是直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时的财政事务。安格联把良好财务看作改善道德和社会的力量。安格联认为，中国官员所缺少的诚实、责任和尽职等操守是民国所面临困难的主要原因。本章研究了安格联是如何集聚财政力量的，以及他如何在讽刺的命运安排下变成了中国债券持有人的保护者，甚至不惜违反外国利益。本章还探寻了少年中国领袖人物之一—顾维钧，他在1919年巴黎和会及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炫目的演讲，将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和对海关的控制权纳入中国的民族主义诉求。同样地，海关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扮演着关键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形塑了1926-1928年的北伐，导致国民党上台。一方面我们看到安格联拒绝北方政府开征关税附加税的要求，另一方面，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在财政上做出偏袒国民党的行动，这种做法让他把总税务司的大位安全取入囊中，取代了安格联。
    当1928年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北京并定都南京时，他们并没有把海关国家化。然而就在他们对海关和安格联颇有微词的同时，也被海关上缴的税收和提供的服务所吸引。至少从梅乐和那里，国民党有了一个表面上谦卑、愿意和他们共事的总税务司。梅乐和并且愿意接受削减海关中的洋员、把关税存放入中国银行，并且把支配权归还给中国政府的要求，这些做法反之也使国民政府同意让海关继续存在，并承认以前的内外债义务。由此，国民政府获得了对重要税源的支配，得到沿海金融精英和外国人对其政权的支持，或至少是对他们的承认，进而将手逐渐伸进这个在全国运转的机构—海关。
    第六章，“关税国家，走私者的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海关，1929-1937”。我在本章探讨高关税政策如何深深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国家构建。高关税在增加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不仅导致了走私盛行，也加强了分离主义者的势力。许多区域抵制南京政府所施加的高关税，他们因此在更多的时候是被当作蹿起的地方型暴发户，而非新的全国性政府。在国民政府统治的第一个十年，因为海关遍布全国，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官僚机构，它起了重要作用。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打击走私的缉私武装力量，尤其在中国南部。由于它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能力，所以海关在南京和地方政权之间还充当掮客，促成协议，这种情况当然在中国南方多于北方。本章的重点是关税和海关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中的重要性。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不只是如韦伯(Max Weber)理论里所说的，即由中央政府把官僚科层体系加诸到一个明确疆域里的每个角落而已，它也不只是福柯式 (Foucauldian)的阴谋，只会诱骗毫无警觉的国民;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同时还应该包括借由在国内和国际冲突与利益中所逐步产生的交易、协议和相互妥协，等等。
    最后一章，“维护完整，1937-1949”，记录海关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共产党胜利直至于1952年被整顿的历史。这段时期的第一阶段截止于1941年12月8日，梅乐和一方面并不放弃对重庆国民政府形式上的效忠，另一方面挣扎着要维持海关在形式上的完整，整个过程充满艰辛。第二阶段是从1942年到1945年。这期间，自从日本决定于1941年12月南进并且袭击英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及在中国的租界之后，梅乐和的政策就再也无法继续下去。虽然最终是由中国而非日本做出宣战，汪伪政府遂任命岸本广吉为总税务司，这一做法造成重庆出现了一个新的总税务司署，并且由美国人李度担任总税务司。这是一段黑暗的岁月，海关除了几乎无事可做之外，声望也随着腐败蔓延而大大受损，大多数国民党人不再想要它了。海关仿佛是无味的鸡肋，只是留着它来安抚英国和美国的感受，特别是对美国，因为中国还需要他们援助抗战。李度努力维持着士气，与腐败斗争，并为战后恢复其职责做准备。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海关应付得很好，沉着地恢复了它在中国沿海的地位，但很快就遇到了麻烦。这些麻烦有的是从二战导致的，有的是因为战后的经济乏力和无序，包括恶性通货膨胀，而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加以克服。大部分中国职员留在了大陆，他们认为只要继续坚持传统、纪律和引以自豪的诚实，共产党就会如他们之前的政府，让海关保留下来。海关华员认为，即使所有外国职员都得离开，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后来朝鲜战争时，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担心敌人从内部出现。他们关注海关，革命的直觉告诉他们，海关不能信任，故而早晚都要改变海关。
    本书的诞生，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我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做有关中国军事历史的研究时，一次午休时间，该馆马振犊副馆长向我提起，他们最近新来了一批55000卷的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由于几乎都是英文资料，马副馆长问我是否乐意帮忙整理，我接受了这项工作。但由于那些档案还处于原始凌乱状态，甚至还没有一份可供使用的目录，又因为大部分档案是关于1900年后的海关历史，我们对它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决定需要一个团队来完成此项工作。我们需要档案管理专家以及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英帝国史的历史学者加入。这个计划最初得到蒋经国基金会的支持，后来又得到英国人文和艺术研究委员会的赞助。感谢这个团队的工作，目前总税务司署的档案可以供相关研究者利用。我们有个资源丰富的网站，可以在线查询目录、参考书目、中国贸易数据以及海关职员讯息等。
    尽管总税务司署档案数量庞大，没有研究者可以穷尽它，但也必须指出该档案的局限性。首先，它是不完整的。总税务司署档案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被烧毁过，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只做了部分恢复。其次，只有少数几个地方的海关历史档案可以利用，大多数仍未开放，包括最重要的上海海关在内。清朝的重要档案，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机关档案，包括海关监督在内，或者被毁，或者仍未开放。诚然，每个历史学者都清楚他们使用的历史档案并不完美，它们也并非全然完美地保存了过去的历史，因为一些关键人物总试图让将来的历史对他们有利，例如梅乐和对海关历史资料就是这样处理的。历史真相并非总是能在档案中发现，尽管如此，在晚清和近代中国，海关仍是文献保存最完好的机构。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清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历史视角。
    本研究并非完全基于总税务司署的档案。位于邱园(Kew)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即使没有上千卷宗，也有数以百计关于中国海关的档案，大部分是派驻中国的英国公使、驻中国领事以及英国外交部所留下的。许多洋员以及部分中国海关关员，也曾公开出版过日记、回忆录、小说等。在中国海关工作的一些职员，有时间去培养他们对中国语言、艺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兴趣。赫德和金登干两人的通讯，是研究晚清最后四十年海关历史相当特别的资料。研究中国海关历史的乐趣之一，就是可以与那些有先人在中国海关工作过的家庭联系。一些家庭还保存有剪贴簿、通讯和旧照片，他们乐意拿出来分享。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也可以找到一些海关职员的私人手稿文献，尤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那里有两位总税务司—梅乐和和安格联的私人手稿通信。至于其他地方，包括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那里收藏着赫德和魏尔特(Stanley Wright)的文献资料。海关在处理业务的过程中曾与无数的公司和机构打过交道，这些公司和机构的档案，也就非常重要。其中包括汇丰银行，它在伦敦有自己的档案中心;怡和洋行的档案，则保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包令 (John Bowring)，是海关初建时英国派驻中国的全权代表和商务监督,他的私人手稿文献可在曼彻斯特大学查找;斯图尔特·伦道尔(Stuart Rendel)是帮助海关打入伦敦最高政治和商业圈的人，也是威廉·格莱斯顿 (W.Gladstone)的密友，他的私人手稿则收藏在威尔士国家档案馆。追寻海关历史，竟然也是一场在英国发现中国之旅。
    本研究试图对中国海关的多面性给予公正的揭露，但必须指出，我没能对海关的船钞部门进行深入的讨论。总税务司署的业务包括处理一般政策、清朝和外国官员的关系、人事问题、外交和财政。船钞部门则在港口建设、安装和维持助航设施、维修海关船只(包括那些在缉私部门的)等方面付出了艰苦努力。这属于另外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航海知识和经验尤为珍贵;专业技能与领导力才是具有决定性的，而非地位与特权。船钞部门存在的地方，是陆地和海洋交汇的地方，是一个不断地随着潮起潮落、河道发生变化的地方。有船钞部门的地方就会有有趣的事情，在这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汇聚一起;边界是模糊的，经常漂移的。在这里，当地人可以轻易地对国家的诉求视而不见，或者干脆推翻。若我对船钞部门能够有更大的关注，也许我就可以检讨在全球化或帝国主义时经常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即关于商品和人在港口与港口之间的移动。毕竟大多数的历史都是由不擅长航海的人所写的。
    或许从水的这个角度我们就更可以理解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提出的欧亚之间的“大分流”概念。要想从蔗园或南美银矿中获利，首先必须人到其地。这需仰赖高超的航海知识，其中又以经度的发现最为重要，因为它可以让船在茫茫大海中得到定位。这个知识来自于数十年的耐心观察与数学天才。此外，要有极好的手工工艺，才能制造出精确的时钟，让天文学与航海能力结合，以此抵抗严峻的海洋环境。同样重要的还有造船技术、港口设施、海员训练和材料利用等，例如用高大树木制造桅杆。还需要一个官僚组织系统以便汇集世界上的航海知识，并使它能为公众所用。欧洲各小国间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竞争和国家对航海发展的支持，加速了航海知识的积累。对海关历史的探讨虽然使我对该领域有所一瞥，但需要做的研究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