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倚重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基础。特别是1954年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纠正斯大林在苏联与新中国关系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基本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使中国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中苏关系愈益密切，中苏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先行迈出了破坏国家关系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
     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进行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马克·克莱默：《苏联外交部对分裂前夕中苏关系的估计》（TheSovietForeignMinistry'sAppraisalofSino-SovietRelationontheEveoftheSplit），“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6年1月）……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新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映。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趋向恶化，齐米亚宁对中国重提旧案也是满腹疑团，但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并于5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是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就中印边界冲突攻击中国说：苏联完全不认为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周琪文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页。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为了回击苏联，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七篇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其中3月8日的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声明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文版，第210、212页。
     此后，边界问题便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双方立场对立，谈判因此未获结果。在此期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1963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就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认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还指责这份文件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列主义的文件。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文版，第211页。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9月10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这就充分表明了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两个月后，苏联对此作出了反应。赫鲁晓夫在9月15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赫鲁晓夫还提出：“中国的历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他们“夺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ZW（〗《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541页……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界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放空炮”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1966年1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武力威胁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随着苏联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1969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见196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终于在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有力地抗击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三、中苏边界冲突升级的缘起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演化为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两国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日趋尖锐的必然反映。在这个大背景下，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的事端，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自60年代初即开始着手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将中苏边界问题也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中去思考，从而把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通过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完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