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也作出了更为严峻的估计。他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他们等待时机，总是想复辟，而全国想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有3500万人。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已经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并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50、255页……于是，在对外战略的重点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的问题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此后不久，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边界冲突自然就促使毛泽东在重新划分世界政治力量、对反帝反修战略策略思想进行重大调整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列入其中，并开始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实际上，1964年，在边界问题上“放空炮”，不过是毛泽东利用边界问题的紧张空气，在中苏外交谈判中争取主动权的策略。而至60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更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指出：“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正是在这个时刻，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1969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中共中央在1967年末就已经开始考虑召开“九大”（参见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问题只在于时机的选择……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召开“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如此看来，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反击是必定的，问题就在于时机的选择。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李可、郝生章前引书，第319、320页……这样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该通报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见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馆档案第1号：1969年3月8日“苏联就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冲突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的报告”，引自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第6-7辑，1995／96年冬季号，第189、190页……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在3月15日凌晨开始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根据当时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坦克和炮兵进行增援时，苏方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出访而无人能作出相应的决定，直至中午与最高领导人联系上以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见叶利扎维金：《柯西金与周恩来北京机场会谈》第一部分，“导言”作者乌索夫对苏方“达曼斯基岛事件”参加者的采访记录。引自《远东问题》1992年第5期，第44、62页……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在于一次小小的边界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摘自《回首“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