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８年底，国军军警奉令在长沙城内外纵火，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大火既起，老百姓慌不择路，争相出逃，拥挤践踏，死伤甚巨。十几万间民房商店也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寇锋未到，而阵脚已大乱，国内舆论哗然，重庆当局极深愕然。在国人的痛骂声中，蒋介石便拿酆悌作替罪羊。１２月１８日，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的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以稍平民愤。蒋介石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道：“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通常以为，“长沙纵火案”的幕后指使者即蒋介石本人，解放后张治中披露了这个特急电文。（见《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而黄仁宇先生否认，认为蒋当天离开长沙，当晚就发生火灾，总策划乃张治中本人，执行者正是酆悌，所以他死得并不冤枉。酆悌等人若真是对纵火有看法，完全可以抗命或出走，或等民众迁移出逃后再执行也可。但他们，急躁无知误信流言。也许这些人理解“焦土抗战”全然是就字面意思来诠释。他们的灵魂让失败主义弥漫占据。
     当时的社会结构确乎没有支持现代化军队的能力，但在统帅本人，其性格、指挥方式仍有很大转圜余地。此种镇压更多在显示主官的行政威权。此类行动如事实昭然，事主实有公愤，行止背叛家国，杀之当有正面效果。反之，必在同行中造成潜在逆反心理，隐然生抗拒或阳奉阴违之心；结果往往是给对方或第三方诱导利用之，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大开方便之门。所谓“攻守之势异矣”，国家、政权的运势，就在这当中流变、逆转。
     攻、守之势，说来应变之法多多。在桂、柳会战之时，美军派来观察的联络组就对四战区的高参说过：“死守在城里，等敌人来围攻，我们美国没有这种战术。”
     陈铭枢曾经是反蒋的先锋，后来他也到了重庆。他在对美国观察员诉说心迹时表示，自己依然敬重蒋公，但对蒋不经开庭审判就判处将领死刑，始终无法接受。
     有一个笑话：甲、乙二人商议合本做酒，甲对乙说：“你出米，我出水。”乙说：“米都是我的，如何算账？”甲说：“我决不昧良心，到酒熟时，只还我这些水就算了，其余的都是你的。”老蒋为人，对别人或有收敛；而对他的这些“学生”，他的这种“甲方出水”心理，就像涌地之泉，想掩饰都难！这些事情叠加起来，也就影响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