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论语·泰伯》篇第九章说:“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么一节看似简单的话，究竟应该如何句读，如何解释，多少年来居然聚讼不已，蔚为大观。最早一批的解释者可推郑玄为代表，他说:民、冥也，其见人道远。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据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这个解释很直率，也很清楚，它认为:王者为了使民众从其所设，乃故意不使他们知道设教的本末，以防其可能的“轻而不行”;而这是基於，民乃群氓，他们不了解为人之道。在这个解释中，关键词“可”和“不可”，被理解做“应该”和“不应该”:只应该使老百姓跟着走，不应该使他知道为什么。
    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上，收录的是魏人何晏注和北宋邢丙疏: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疏:此章言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也。由、用也，民可使用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这一解释的主要根据在“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此典出在《易·系辞上》。那里说，对於“一阴一阳之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老百姓则什么也不知，只能无意识地跟着做。何邢二位据此认为，既然百姓只能用，不能知;为政者也就只能使之用，莫能使之知。於是，“可”和“不可”，遂被定为“能够”与 “不能够”。
    这两种较早时期的解说，尽管有应该不应该还是能够不能够之别，其为愚民主义，则是共同的、不加掩饰的。当然，从不应该到不能够，意味着从应然判断到实然判断，其在君民关系的设定上，有着很大进步;但终於未曾跳出愚民范围，也是事实。
    下一个影响较大的说法是朱熹《论语集注》，该书此章集有程子注和朱熹自注各一条: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朱熹曰: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除去诉诸“心”和“理”这一宋人的特色外，程朱二位的解释，也是落脚於能与不能上。值得注意的是，二位极力分辨愚民之术和圣人设教之绝不相容，则是前人所未曾明言的。不过，这一分辨，固然洗刷了圣人愚民之冤，却难免有置圣人於不知其不可的愚蠢地位之嫌，读来倒是很有趣味的。
    及至近世，康有为、梁启超师弟对这一章的解释，另是一番情景。康有为的《论语注》里这样说:…… 孔子之欲明民，至矣。然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如以神道设教，则民以畏服;若明言鬼神无灵，大破迷信，则民无所忌惮，惟有纵欲作恶而已。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无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凡此皆至易明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深忧长叹，欲人人明道。若不使民知，何须忧道不明，而痛叹之乎?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圣人遍开万法，不能执一语以疑之。且《论语》、六经多古文窜乱，今文家无引之，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当削附伪古文中。这段注文的思想相当混乱。一方面，既盛赞孔子“欲人人明道”，认为“愚民之术”乃“孔学所深恶”;另方面，又主张“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相信“民以畏服”，而认为某些事情“不必使人人知之 ”。一方面，肯定这一章是“圣人遍开万法”中的一法，不能怀疑;另方面，又说它“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应当删去。康有为的这一混乱，是他情感与理智矛盾的表现。在情感上，圣人是他的偶像;而理智上，又无法否定“不可使知”的消极性，於是便进退失据，前后混乱起来。
    他的弟子梁启超有鉴於此，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认为:此句正读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关于君主立宪，民众已有此知识，就立刻实行之;民众尚无此知识，就开发民智，创造条件，准备尽速实行之。(《孔子讼冤》，见《新民丛报》第八号《杂俎》栏《小慧解颐录》，1902年)此说虽巧，然验诸汉语习惯，终嫌未安。所以20年后，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民权问题》章中，梁氏又回到通常读法，云:《论语》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语，或以为与老子“愚民”说同，为孔子反对人民参政之证。以吾观之，盖未必然。“不可”二字，似当作“不能够”解，不当作“不应该”解。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此章正为彼文注脚。“可以有法子令他们依着这样做;却没有法子令他们知道为什麽这样做”，此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义也。例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使民厚，使民不偷，此所谓“可使由之”也;何以慎终追远便能厚，何以故旧不遗便不偷，此其理苦难说明，故曰“不可使知”也。儒家无论政治谈教育谈，其第一义皆在养成良习惯。夫习惯之养成，全在“不著不察”中，所谓“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故“终身由而不知”，乃固然也。然则欲以彼二语构成儒家反对民权之献者，非直冤酷，亦自形其浅薄也。
    这个解释没有什么新意，包括引孟子言论作证一节，皆前人所已道及。梁氏所增加的，唯在将问题上升到民权高度;这当然是时代使然的了。后来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又重复了一遍梁的说法，其《儒墨的批判》有云:要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不仅和他“教民”的基本原则不符，而在文字本身的解释上也是有问题的。“可”和“不可”本有两重意义，一是应该不应该;二是能够不能够。假如原意是应该不应该，那便是愚民政策。假如仅是能够不能够，那只是一个事实问题。人民在奴隶制时代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故对於普通的事都只能照样做而不能明其所以然，高级的事理自不用说了。原语的涵义，无疑是指后者，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意思。孟子有几句话也恰好是这两句话的解释:“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就因为有这样的事实，故对於人民便发生出两种政治态度:一种是以不能为正好，便是闭塞民智，另一种是要使他们能够知才行，便是开发民智。孔子的态度无疑是属于后者。
    郭氏也增加了一些新东西，那就是将“能够”“不能够”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不能为正好，另一种是以不能为不好;於是遂有闭塞民智与开发民智之别。据说，孔子的态度属于后者而无疑。
    近50年来，孔子的政治身价几经浮沉，学界对於“使由使知”的解释，随之也多所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如下两种译文:“孔子说:对於老百姓，只能让他们照着[统治者的]命令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为甚麽要这样做。”这是孔老二献给奴隶主贵族的愚民政策。(《论语批注》，1974)这里也用“能”与“不能”来对译“可”与“不可”，不过与前人所谓的能与不能的意思完全相反，这里所译的“只能”与“不能”，完全是“应该”与“不应该”的语气，而非“能够”与“不能够”(“有法子”与“没有法子”)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算是一种创新吧。另外一种说法走的是另外一个极端:孔子说:老百姓认为可行的，就让他们如此干下去;老百姓认为不可行的，就告诉他们为甚麽要这样干才是对的。(《圣人箴言录》，1995)这里采用的是梁启超的早期句读法，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在“可”字的解释上，较之梁氏当初，似乎还更为贴切些。可惜生不逢辰，就在这一说法出世的前二年，一个足以扫荡一切以往种种诠释的权威声音，已从湖北荆门郭店的一座山包中，冲天而起了。
    ( 二 )
    那就是郭店楚简中的说法。郭店楚简中有几处是直接涉及“使由使知”之说的，有几处则间接与之相关。其直接者如: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尊德义》)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是以民可敬道也，而不可□也;可御也，而不可牵也。(《成之闻之》)很显然，这两段文字中所提出的问题，正就是《论语·泰伯》中的那个问题。此处的“民可使道(导)之”、“民可道(导)也”、“民可敬道(导)也”乃至“可御也”几句，正就是《论语》所谓的“民可使由之”;而“不可强也”、“不可□也”、“不可牵也”几句，应该便是所谓的“不可使知之”了。稍有不同的是，“道”和“御”，是从治人者的角度发言的;而“由之”，则从治於人者的角度。而且，更重要的是，“道之”意味着，有个客观的“道”存在着;仿於道而行，是为“道之”。所以《尊德义》中又说: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民有“民之道”，正如水有“水之道”、马有“马之道”一样。圣人按照“民之道”来治民，就叫“道(导)之”。而所谓的“民之道”，楚简中曾一再出现过如下一条说法: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楚简《缁衣》)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也，下必有甚焉者。夫唯是，故德可易而施可转也。(《尊德义》)亡乎其身而存乎其词，虽厚其命，民弗从之矣……上苟身服之，则民必有甚焉者……上苟倡之，则民鲜不从矣。(《成之闻之》)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客观存在着的、民之事上之道。所谓“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乱其民;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尊德义》)者，窍门全在这里，全在於治民者是否承认并善用这条民之道。盖无论禹朝也好桀朝也好，民总是同样的民，民之事上总是行其同样的道;国之治乱不在民，唯视在上者厚其所命还是慎其所行。要知道，老百姓是“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的，故而虽厚其命，存乎其词，说得天花乱坠，也是无济于事。这就叫“不可使知之”!不可使知之而使之知，就叫做“强”叫做“牵”，叫做“上不以其道，民之从之也难”。
    如果了然於下之事上常“从其所行”，知道“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的道理，就必定会“身服善以先之”(《成之闻之》)，“道之”“敬道之”，妥善运用“民可使由之”的真理。这叫做“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叫做“为政者教道之取先”(《尊德义》);教者何?“上所施下所效也”(《说文》)。所以，争论了若干年的“使由使知”题，其关键原来不在“可” 与“不可”上，不在后人所理解的能不能或该不该上;而在於，治民者以身教还是以言教，在於:“古之用民者，求之於己为恒”(《成之闻之》)。这种解释，和儒家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而且距离原命题提出的时间不远，可以看作是得其真义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滕文公上》)正其身，然后正世。(《唐虞之道》)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也争先。故长民者章志以昭百姓，则民致行己以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