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和平的解放台湾而奋斗》。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等政策主张。7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1956年夏，一位神秘人物的到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浓厚兴趣。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他早年曾在赣州帮助蒋经国办过《正气日报》，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交往甚密，与海峡两岸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有交往。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多次受邀回大陆采访，毛泽东曾数次接见他，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他。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陈毅及张治中等先与曹聚仁会谈。1956年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3次接见曹聚仁。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战的胜利，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以周恩来谈话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上，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专门接见了曹聚仁，并作了长谈。毛泽东与曹聚仁谈到了台湾问题，具体阐述了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针新政策，希望曹聚仁把话传到台湾去。曹聚仁回港后积极给蒋经国写信的事实，也印证了毛泽东和他谈话的意图。但是台湾方面对曹聚仁的来信，没有任何积极答复。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许孝炎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展开中共中央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1957年初，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让他推荐人选。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山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宋宜山的哥哥为原国民党被俘将领宋希濂，时在大陆功德监狱服刑。派他回大陆，可以借探亲的名义掩人耳目。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周恩来亲自会见了宋宜山，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政策：一是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二是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预；四是美军撤离台湾，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9月，刘少奇在“八大”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他表示：“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还指出：“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就蒋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体的说明。
     1957年4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时说：“国共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翌日，《人民日报》首次向外公布了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
     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就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进行阐述，其要点有：一是省亲会友、来去自由。中国政府充分理解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早与家人团聚的心情的愿望，他们可以同在大陆的亲友通信，可以回到大陆省亲会友，各级人民政府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各种方便和协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三是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