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歧视，刻板成见
    上海人瞧不起所谓的“江北人”，并非始自今日。也并不仅是上海人如此，事实上，所谓的“江南人”，百多年来一直抱持这种心念。
    1936年底的时候，上海《申报》的文艺副刊，曾刊发过一篇奇文，名字就叫《江北人》，里面公然有如下赤裸裸的歧视话语：
    “‘江北人’三字，在我们’江南人’看来，却另有一种特殊的涵养在内。细分析起来，大概是：贫穷、龌龊、愚眛等等的成份，而后被结晶成为’江北人’一个名词。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差不多已构成了这样一个图式：江北人—就是一种最下等的人民，人家所不做的，他们都能做。”
    江北人主要指的是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区。包括盐城、淮安、扬州、泰州、南通等。在相对富庶的江南，江北人是前来打工的外乡人，本地人和他们，虽同是黄面孔，说着同一的言语，不仅是同国，而且是同一个省份，只在中间隔了一条扬子江，就把同一块的土地，划分作了江南与江北，再加上，他们都是在故乡穷到难以立足的破产农民，被生活的胁迫驱送到外乡来。除此之外，他们与自命为‘江南人’者，在任何方面并无什么特异的差别。
    当时，在上海等地，江北人主要从事什么职业呢?大概是如下这样的：男的拉黄包车(上海黄包车夫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为江北人所包办)、做苦力，以及逢有婚丧喜庆为人家奔跑打杂等一切下等职务，间或有进工厂作工的，却不多。女的则以为人家帮佣，或是进厂作工、替人家洗涤衣服等为主。

上海外滩，人力车夫(1930)
    贫穷，由此而衍生出来包括教育低下等一系列问题，江北人的被歧视，表面上是地域差异，本质上还是阶层割裂。
    从1936年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很多盗匪的标签都是“江北人”。譬如这年8月5日的一则报道《水警获著匪二名》：
    “苏乡近来盗劫频闻，兹悉水上公安二区侦缉队，于四日上午，在洋澄湖边捕获著匪江北人刘二等三名，并搜获手枪一枝及赃物等。当即押解队部，一度硏讯后，供出盗匪多人。该队立即派员出发缉捕余党，闻该盗匪与唯亭乡劫案有关，刻在侦讯中。”
    盗匪是“江北人”，这样的刻板成见相当流行。
    对江北人最大的污名化，来自“一二八”抗战期间。战争起来后，在上海的闸北，发现了大批江北人被敌人利用，成为了汉奸。《江北人》一文的作者青霜说：
    “他们没有饭吃，自己不能事先好好组织他们成为一支有力的抗敌军队，而委弃给了敌人，得到的惩罚是：汉奸!谁说不该杀呢?
    由这事实的发现，于是跟着中国人很自然的逻辑，就顺利的得到了如下的结论：凡是江北人，皆是汉奸!公安局下了一道命令：凡留居本邑之江北人，限于一星期内，一律搬迁出境。
    当那家江北人家被逐出境时，她哭哭啼啼对我们说道：回去也是死啊!”

《申报》关于“江北汉奸”的报道
    这篇文章引发外界非议。以至于第二年初，《申报》特地刊发文艺专刊的道歉声明：
    “去岁本刊曾登载《江北人》一稿，该文原意，本在讽刺地域观念甚深的江南人，文中‘俨然自以为江南人……’等字句，即其明证。该文绝无污辱苏北人之处，诚恐引起误会，特此声明，并志歉意。”
    原文中是有这么一段：“这些由北岸摆渡过来的‘江北人’，也并非北岸沿江几县的人，而是再北去一点几个县份，如盐城、兴化、阜宁等地方的人。而且都是在本乡穷到不易立足的破产农民。也因此，’江北人’三个字加在他们头上，在俨然自以为’江南人’的人眼中看来，自有其一种特别意义包含在内了。”
    但这一段，其实很难说是讽刺江南人……

歧视河南人已入骨髓
    穷人一直在鄙视链的最末端。这个真理，亘古未变。所以鄙视江北人也好，鄙视河南人也好，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贫穷，以及由贫穷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北京人、上海人的优越感归根到底也是来自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