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婷婷在朋友圈发出了“重版出来”的消息，今年6月首印3万套共24万册的《鲍勃·迪伦诗歌集》将在8月迎来第一次加印。
    与传统的诗集设计相比，这套诗集有所不同。它被分割成了8本小册子，并且分别装进标注了不同口味的“薯片袋”中，而为了与真正的薯片包装在外形上无限接近，设计师甚至还往袋子里充了气。这多少超越了大众的想象，毕竟一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人们对于其作品的勾勒更倾向于庄严的大部头。但结果证明，这样“可以玩”、与读者有良好互动的图书设计，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
    
    
    《鲍勃·迪伦诗歌集》被分割成了8本小册子，并且分别装进标注了不同口味的“薯片袋”中。
    王婷婷拿到原版书时发现，原作688页，25厘米长，20厘米宽，净重将近2公斤，让她不得不怀疑读者打开它的欲望，更何况，在制作成中英文对照版本之后，体量还将翻倍。在各种开本大小与分册方式的讨论无果之后，联邦走马的创始人恶鸟提出了“薯片袋”的创意。作为一家主打创意设计的独立出版社，联邦走马以非盈利的方式出版了《七诗集》《约翰尼•卡什》自传、《畸人馆：甜老虎的黑童话》等书籍。
    本身热衷于装置艺术的恶鸟先是给出了大量分册的建议，因为小册子便于携带的特性，将为书籍本身争取到更多的阅读机会。而另一个提议则是“薯片袋”包装的想法，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的采访时，恶鸟表示，由于纸质书阅读人数越来越少，诗歌的受众更少，他开始思考是否可以用形式来接近用户，“小众文艺不完全要靠内容传播而是可以通过消费和形式达到，我想把获取信息买书行为变成一种消费品级别的东西，触手可及。”
    他想象读者消费这套书的方式是，“24小时便利店里，失眠者通常买一瓶啤酒配一袋诗集；夜归人站在自动贩售机前，在最后一班地铁抵达之前撕开一袋诗集。你可以撕开，咬开，拍开，剪开，你可以大声朗读，小声哼唱，配乐食用。进入一首诗/歌的无数种方式，等着你来制造。”
    为了让想象里的场景更真实，最终分为8册的《鲍勃·迪伦诗歌集》被装进了8种不同口味的薯片袋中，比如民谣孜然味、迷幻椒盐味、蓝调烧烤味、摇滚番茄味、爵士青瓜味、午夜波本酒味、嬉皮士麻辣味以及电音焦糖味，并把出版详情页设计成为了食用说明书。而整套书还被装进了一个1960年代风格的复古旅行箱式的外包装，以呼应自1988年起，鲍勃·迪伦在世界各地2300多场巡演的旅程，使得整体设计更为完整。
    这套诗集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是在做装帧设计，还设计了读者使用书的情境和取用方式。在可以玩的书上，中信·大方的图书编辑邓莉已经有些经验，她曾策划出版了大火的英文侦探书《S.》中文版。不久前，由她编辑出版的作家btr的新书上市，售价128元。图书本意是把作者btr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意思意思”里发表的内容集结成册——一幅并没有什么美术功底的插画，配上灵光一闪的金句。而阅读的目的，用出版文案里的话来说，“让每一天的逝去变成一次脑内小高潮”。
    在与邓莉讨论了几个来回之后，设计师刘伟决定把《意思意思》设计成一个10厘米左右见方的“抽纸”盒子。全书的内容都印在盒子里300多张方形卡片上，如同卷筒纸一般连成一片，抽出一张便可以撕下一张。直到切断了每一张纸之间的联系，将这300张卡片在盒子之外重新堆叠好，才算完成了这本书的阅读“仪式”。
    
    
    
    《意思意思》被设计成一个10厘米左右见方的“抽纸”盒子，全书的内容都印在盒子里300多张方形卡片上。
    “参考作品一日一画的概念，我们一开始是想把它设计成真正的抽纸形式的，一次抽取一张。”刘伟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不过最终他还是向生产难度妥协，内文最终被印刷在了小卡纸上。形式感不减，也让阅读更有实用性。
    邓莉在《编辑手记》中写道，原本是想按照24开本排版完成的，但等到书要开始做的时候，她发现这种想法过时了。漫画家Tango的新书《别做梦了》给了她启发， 她认为这本书，“设计和编辑交叉的出版理念更新，也有对书籍设计理念的更新”。而btr的上一本类似的书《迷你》由平面设计师组合小马橙子设计，也在图书设计里加入了设计师个人的许多想法。
    邓莉认为，需要开始考虑在《意思意思》上做非传统的设计。由于这本书内容没有连贯性，脑洞庞杂，整体态度是年轻人的小确丧，因此，她和刘伟商量，从时下盛行的日历书到最终变成了如今的抽纸盒子。
    在此之前，设计参与图书的方式还仅仅是作为阅读的辅助。事实上，《意思意思》和《迷你》这两本btr的书，比《别做梦了》要走得远。这两本书是设计师先对原材料精细加工，对材料再创造，再介入编辑思路，把没有线性逻辑的内容变成线性的。
    这样的书在国外已经是固定的门类，比如欧美绘本《我所有的朋友都死了》，就采用了类似的设计形式，销量超过10万册，是亚马逊当年的畅销书。而类似《鲍勃·迪伦诗歌集》的包装，在国外也有类似的案例，设计师会把书籍的包装做成面膜或者香水的样子。
    在恶鸟看来，薯片包装这个形式更接近于美国消费主义的一种象征，“鲍勃·迪伦和薯片都是美国一种文化一样的存在，”恶鸟说。“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获取途径的问题。现代获取实体书的途径太奇怪了，商品、食品、生活用品都有便利店，但诗歌、文化类的没有方便获取的途径。”
    5月24日，《鲍勃·迪伦诗歌集》的首发会被设在了北京复华生命大厦的全时便利店里，100袋“迪伦薯片”在此撕开，象征着这套诗集被消费的开始。
    王婷婷原本设想的是让这套逼真的“迪伦薯片”能够真正进入便利店的货架上销售，但这一想法受限于规则，便用一场发布会作为了替代。不过恶鸟还是想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以美国1960年代的铸铁小酒柜为灵感设计了专门的“时光贩诗机”，摆在书店里作为诗集的展示柜，同时也为书籍增加一些场景感。“主要是为了模拟，在上个世纪的黄金时代，迪伦他们在格林尼治村的民谣复兴。”恶鸟说。
    
    
    以美国1960年代的铸铁小酒柜为灵感设计的“时光贩诗机”。
    当然，设计的成本也在增加，这是给编辑出的难题。比如《意思意思》的盒子里用来抽纸的卡槽，简单的一条缝，为了更“耐抽”，打样了很多次，而整个装盒的流程也都需要人工来完成。邓莉写到，“由于打样打太久，翻年后纸价上涨，再算成本，纸价就涨了34.56%，原定价99元就摁不住了，跟销售咨询意见，结合成本，定到128元打平。”
    王婷婷也表示，为了找到“薯片袋”的生产商，产品团队试编了淘宝和东莞的包装生产商家，而充气的环节，经过了塞纸屑、泡沫、充气包等“不靠谱”的尝试，出版社专门购买了一台充气封口的机器。“薯片袋”里小册子的尺寸更是经历了以一毫米为单位的多次调整，最终才确定为既能安排鲍勃·迪伦的长句、又让开本大小轻巧的108mm×175mm的规格。
    不可否认，国内图书出版商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图书的形式。在书籍设计师孙晓曦看来，“目前内地的图书市场，从出版商到读者，对于新颖而有创意的设计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需求，设计成为了一本书的软实力之一。”他曾凭借《薄薄的故乡》一书获得中国最美图书奖，以及德国红点奖最佳设计奖、纽约TDC优异奖、东京TDC提名奖等多项殊荣。
    “对于图书设计中的形式问题，是要针对项目来看。不能笼统地认为，形式感强的书就是好的设计。每一本书都有其特质，即灵魂，书籍设计如同建筑，要从空间、材料、内容的逻辑关系、视觉表现等多维度去诠释和发掘书的特质。”孙晓曦说。
    什么是恰当的设计？他举了瑞士设计师Jonas Voegeli《未来考古学》(Archäologie der Zukunft)的例子，这是一本很厚的、只有文字的文集。设计师直接将大量文字作为封面，并使用温感油墨，读者通过手指去摩擦封面的文字，温度升高，所触文字会随之变亮，就像考古学家在清理石碑上的文字一样，温度降下来后，封面又恢复原状，“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视觉和材料赋予读者生动的阅读体验，强化了主题，没有多余花哨的修饰。”
    而图书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销售？一位不愿具名的图书市场观察者认为，像《意思意思》这类“有趣的书”始终是小众的，不会变得太主流。“设计对这类书的销量提升有限，能够达到20%到30%的提升就很不错了。不能放大设计对图书销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