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苏关系恶化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苏联采取一系列行动，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面对这种局势，毛泽东、邓小平等及时调整外交战略，提出“三个世界”、“一条线”等新的国际战略思想，强调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重点依靠亚非拉国家人民的支持，团结、争取欧洲和日本，充分利用美苏矛盾，扎扎实实开展工作，以此打破苏联的包围。老一辈革命家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想和具体措施取得明显成效，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也对我们今天妥善处理国际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20世纪60至70年代，中苏关系极度恶化。苏方在中国周边形成包围态势，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在这个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同苏联进行了长期而坚决的控制与反控制、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他们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战略决策，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
    一、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包围中国的基本态势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美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苏联不仅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并且最早同新中国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各个方面给予新中国支持和帮助。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的外交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具体表现是：在对美关系上，从严重对峙到寻求缓和，在全球范围推行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进入70年代后，又依靠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与美国争霸世界。在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上，以“老子党”自居，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都必须受它的指挥，服从它的战略需要。 苏联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从一开始即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抵制。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从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步发展到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破裂。邓小平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我们关系之所以搞坏，为什么搞坏，就是因为苏联要控制我们。”（邓小平会见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时的谈话记录，1979年11月14日。）中苏之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中苏关系恶化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对中国实行战略性包围，试图压服中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北面，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界，对中国直接进行军事威胁。
     1964年，苏联开始在以往没有驻军的中苏、中蒙边界陈兵布阵，并陆续增加兵力，总数达到54个师计100万军队，并配备了包括核导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1969年3月，中苏之间在两国边界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使原本不平静的边界形势更趋紧张。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除继续加强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力量外，还不断强化它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到70年代后期，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大量最新军事装备，并于1978年底建立远东战区司令部，统一指挥远东、后贝加尔和西伯利亚三个军区以及不断扩充的太平洋舰队，做好了在远东地区打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准备。用邓小平的话说，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85年10月23日。）。
    （二）在南面，试图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利用印度、越南、阿富汗等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试图同亚洲的一些国家建立起所谓“安全合作关系”。1971年8月，苏联同印度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在涉及“第三国”的条款中约定，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进行协商并“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1978年11月，苏联又分别同越南和阿富汗签订了含有同样条款的条约。在此之前，苏联还曾于1966年1月同蒙古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述条约都带有军事同盟性质。根据这些条约的规定，苏联势力大举进入蒙古、印度、越南和阿富汗等国，打着“集体安全”的旗号，事实上形成对付中国的军事联盟。周恩来曾说过：苏联的这种做法，“是把杜勒斯的破烂货再捡起来，就是‘包围圈’嘛！”（周恩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春水时的谈话记录，1969年7月1日。）
    围绕“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战略，苏联具体作了如下部署：
     首先，利用印度，推行其南下政策。1959年和1962年，印度曾先后两次在中印边界挑起武装冲突。冲突发生后，苏联无视客观事实，采取明为“中立”、实为偏袒印度的立场。它不仅错误地指责中国，并且向印度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鼓励印度反对中国。1963年9月，苏联政府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印度反华势力，诬蔑中国是“亚洲战争的策源地”，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1964年8月，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米格飞机，后来还帮助印度建立起生产米格飞机的制造厂。1971年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苏联支持印度以武力肢解巴基斯坦。随后，又支持印度吞并锡金，并同阿富汗联合起来策划进一步肢解巴基斯坦的所谓“俾路支斯坦计划”。这些作法，实际上是继承了沙俄时代的一贯南下政策。邓小平1974年在同联邦德国客人的谈话中评论说：“支持印度的侵略行动，这是苏联的一种战略总要求的表现。”“虽然事情是印度出面，但后面站的是苏联。”（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9月6日。） 其次，利用越南，控制东南亚。20世纪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军撤出印度支那，苏联趁机向东南亚扩张。1975年10月，苏越两党领导人发表“苏越宣言”，确定两党两国要进行全面合作，在国际问题上密切配合。为拉拢越南，苏联积极支持其建立“印支联邦”的计划，并在越南控制老挝后，支持其出兵占领柬埔寨。1978年，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越南将金兰湾军事基地租让给苏联，并积极支持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与此同时，越南依靠苏联的支持，驱赶华人华侨，强占南沙群岛，并在中越边界不断挑起事端。对此，邓小平曾说：“在越南方面，它（指苏联——引者注）是下了功夫啰。”（邓小平会见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6月15日。）越南问题“从全球来说，可以找到苏联插手这个根子”（邓小平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9月22日。）。
     再次，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阿富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能够控制阿富汗，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巴基斯坦和伊朗，打乱美国在南亚和西亚的阵脚，而且可以威胁中国，并进而实现到达印度洋的计划。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并迅速完成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这表明它的南进政策前进了一大步，也是重要的一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曾指出：“阿富汗问题更带全球战略性质。中国同阿富汗有共同边界，也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对中国的包围。”（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82年11月9日。）
     上述部署说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苏联对中国逐步形成的“南北夹击”的战略性包围，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如何打破这一包围，维护国家安全，成为这个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着重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