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邓小平等对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考
    如何应对苏联对我国的包围态势呢？
     毛泽东等认为，必须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有全面、正确的了解，对其对中国的威胁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指出，苏联对中国实行的战略性包围看上去是针对中国的，但其实只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苏联的全球战略最本质的问题是苏美两霸的争夺。在争夺中，相比较而言，美国在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苏联处于进攻地位。邓小平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目标是霸占所有的地方，结果变成一个大胖子，苏联现在每前进一步，都从你这个大胖子身上刮下一层油。”（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时的谈话记录，1975年6月8日。）
     根据这种判断，毛泽东、邓小平等认为，对付苏联，“中国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而要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邓小平会见阿根廷总统魏地拉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6月7日。，在战略上要做好内外两方面的准备。对内，就是不得不进行备战防御。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多次讲过，“准备它早发动战争，有备无患”（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记录，1977年9月10日。）。“我们宁可警惕性高些，看到危险，才能努力想办法消除危险。”（邓小平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1月11日。）“只要你放松警惕，它就来了。这是我们对战略问题的总看法。”（邓小平会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9月18日。）对外，就是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
     毛泽东曾强调：“要团结多数人，要影响多数人，团结多数人，绝大多数的人，这是战略问题。”（毛泽东会见新共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主席威廉斯及夫人、澳共（马）主席希尔等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3月14日。）邓小平也指出：只靠某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要有几种力量连在一起对付它才行”（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5月4日。）。邓小平还不止一次地对外国朋友讲：“我们主张大家联合起来，协调我们的行动，协调我们的战略，来对付这个霸权主义。”（邓小平会见阿根廷总统魏地拉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6月7日。）“要争取更多的朋友才比较好。即使不能成为朋友，争取更多的国家中立也是比较好的。”（邓小平会见扎伊尔新闻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6月14日。）
     由于苏联和美国在外交战略上都有一个变化过程，因此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等对在世界范围内应该依靠谁、争取谁、团结谁、打击谁，在战略思路上也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种战略思路的调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形势是：苏联继续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针，对中国则逐步采取孤立和包围政策。而美国对中国仍抱敌视态度。根据这种形势，毛泽东等确定了同时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主义，并准备对付“四面八方”（包括日本、印度等国威胁）的战略方针，提出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坚决反对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参见《人民日报》1966年5月15日。）。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明确地把苏联和美国一起作为中国的敌人来反对。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根据毛泽东的分析，第一中间地带国家是中国反对苏美两霸的直接同盟军，第二中间地带是间接同盟军。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美国由于长期对外扩张，特别是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实力遭到严重削弱，而苏联趁机加紧扩军备战，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逐渐趋于平衡，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加强同苏联的争夺，美国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二是苏联利用自身实力的增长，进一步在亚洲地区进行扩张，并陈兵百万于中苏和中蒙边界，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根据这种形势，中国的战略重点，从同时反对“两霸”变为主要对付苏联一方。周恩来对此曾指出：“两霸争夺，着重反对哪个霸，因为地区不同、形势不同，情况也不同。”（周恩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3月30日。）因此，“斗争的口号、方针得经常考虑。”（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委常委的讲话记录，1972年7月5日。）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他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要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邓小平后来告诉美国朋友，毛泽东制定的这个战略方针“是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苏霸的统一战线”（邓小平会见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84年2月22日。）。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1页。）对“三个世界”理论，周恩来、邓小平都十分赞成，并在许多场合作过明确的解释。邓小平说：“过去有一个阶段人们喜欢世界大体上划分为两个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以及中间地带。现在这种划分已不能反映现实的政治状况。”（邓小平会见尼日尔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7月20日。）“国际形势中的新问题主要是三个世界的划分，这是制定国际范围的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邓小平会见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6月5日。）他还特别强调：三个世界的思想主旨，即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特别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4年4月10日。）。
     对于第一世界，即苏美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是可以利用的。1972年他在同周恩来等的一次谈话中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利用一方，任何一方不要两面作战。”（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周恩来也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他指出：“他们的矛盾没有解决，我们能不能利用一下？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应该利用嘛！敌人有矛盾，可以利用矛盾，我们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嘛，敌人的矛盾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这是我们过去斗争几十年的经验。”“我们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但是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使他们不能那样容易合作打我们。”（周恩来在全国人防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8月23日。）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更加具体地指出了中国扩大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目标和范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重点，拓展了国际合作的空间。
     概括起来说，中国在自身进行反侵略准备的基础上，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重点依靠亚非拉国家人民的支持，团结和争取欧洲和日本，充分利用苏联和美国的矛盾，构成了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打破苏联包围的重要的战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