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等对苏联战略的判断，来自对国际形势的仔细观察。1975年邓小平会见基辛格时说：“我们不是想把苏联这股祸水引向西方，但我们关切西方。我们观察了几年，感到苏联要闹事，首先在西方。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关切西方。”（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的谈话记录，1975年10月20日。）二是关于中国是否为了摆脱困境才强调“声东击西”的问题。邓小平曾明确地表示：“就中国自身来讲，中国不怕战争，就是世界打起来，通道断绝，中国自己也有比较强的生存能力，充其量也就是回到延安的窑洞，那样也能生存。”（邓小平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1月12日。）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怕包围的。”（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时的谈话记录，1975年6月9日。）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历史就是在包围中生存，在包围中干出革命的胜利。”（邓小平会见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6月15日。）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指出：中国判断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不是从中国角度出发，而是从全球战略角度提出来的”。（邓小平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1月12日。）毛泽东等还特别强调欧洲联合的重要性，指出苏联的办法是分化欧洲，然后逐步控制欧洲，而“我们历来主张有一个强大的联合的欧洲来对付苏联的挑战”（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统瓦尔特·谢尔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5月1日。）。这期间，中国同西欧国家加强了高层互访。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1975年，邓小平访问法国，同年法国总理希拉克、德国总理施密特访问中国。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们都表示认同中国的观点。希拉克说：“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拒绝接受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团结一致、更富饶和更有组织的欧洲”。（《人民日报》1975年5月19日。）希思说：“欧洲应该日益团结起来，并且用一个共同的声音说话，这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在我们同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方面情况更是如此。”（《人民日报》1974年5月26日。）这些言论说明，毛泽东等在这个阶段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
     （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针对苏联利用越南向东南亚扩张的形势，中国着重开展对亚洲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工作。东盟成立于1967年，最初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组成，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东盟不再单独依靠美国，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于1974年和1975年先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退出印度支那，苏联趁机重提“亚安体系”，利用越南控制老挝、出兵占领柬埔寨，搞“印支联盟”，同时支持越南“挤入”东盟。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越南提出加入东盟，实际上是打入东盟，以此推行苏联亚安体系战略。”（邓小平会见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亚历杭德罗·奥尔菲拉时的谈话记录，1979年2月19日。）这样，这个时期做好团结东盟的工作成为打破苏联战略意图、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一环。中国继续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交往。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展工作。在同东盟国家的交往中，中国着重表达了四层意思：一是揭露越南要求加入东盟的真实意图是为苏联的全球战略服务。二是指出越南如果控制了整个印支，苏联的影响就会扩大，东南亚就会动荡。这不仅关系到本地区，而且是世界性问题，关系到东西通道，即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联系问题。三是希望东盟国家以适当方式给柬埔寨以道义上的支持。四是提倡全世界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联的战略部署，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和稳定的局势。这些工作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东盟国家不但没有加入苏联的“亚安体系”，而且坚决抵制了越南加入东盟的要求，由此阻遏了苏联通过越南控制东南亚、形成包围中国态势的战略。这个阶段，中国在中越边界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稳定了中国南部边界的局势。
     （五）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随着其全球扩张战略受阻和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意识到有必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大幅度调整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对外政策。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始终坚持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即：第一，苏联从中苏边界撤军，包括从蒙古撤军；第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之所以用消除三大障碍作为衡量苏联是否有变化的标准，就因为这关系到世界战略格局，关系到世界和平，而不只是因为它威胁中国的安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4页。）1989年5月，经过近十年的艰难谈判，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为标志，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用邓小平的话说：从这时开始，中苏之间“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75页。）回顾中苏之间二十多年控制与反控制、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中国之所以最终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站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的立场上，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国际战略，鲜明地提出应该争取、依靠、团结、打击的目标，并且务实地去开展工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这一思路，至今对我们妥善处理国际问题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