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的课题，历史的
    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和魂，是我们民族数千年发展的动力，也是当今和今后发展的根本和基础。只有在延续传统文化血脉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才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开创灿烂辉煌的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改变了百年来中国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一个不可分的重要部分。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是历史的需要和必然。
    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僵死不变的，它必须在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尤其重要。文化交流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一种文化进入他文化的地域，必须吸取本土文化的要素，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汇入本土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方能在该地域生根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方向。
    从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发展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吸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其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也是认识社会的科学的方法论，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清当代世界局势和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关于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思想，是正确认识儒学和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的基本思想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传统文化才能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
    二、二者的相通、相契、互补和结合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完全没有互相学习、吸取和结合的可能。这种观念影响深广。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必须有一次思想解放，破除这种观点的影响，把思想从二者对立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学，又有其相通相契之处。诸如中华文化追求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华文化的辩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华文化关于“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与马克思主义以投身人类解放为最高人生理想追求，等等，都可相通或相契。而在相通相契的基础上，具体论证表述又有不同，可以互补互学。这方面已经有许多论述。不再多说。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儒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因其相异而互补，使二者的互鉴互学更显重要。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学说。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的伟大贡献是两个：第一，“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即发现了唯物史观;第二，“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两大发现主要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学问。儒学的核心则是“做人的道理”，它的根本精神是“以修身为本”，主要是关于人生的学问。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正是在这一点上，二者存在互补性。
    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曾经自觉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致力于二者的结合。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继承中华传统修养学说，运用于党的建设，强调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提出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要求和方法。它继承了中国传统关于修身的意义和修养方法的基本思想，而它提出的共产党员修养的目标、要求和内容，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并且把思想修养与革命实践紧密联系，放置到实践的基础上。赋予了传统修养学说以新的内容和精神。既对传统修养学说做出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丰富发展了传统修养学说，也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建设上第一次建立了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学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传承传统人生理想和价值观，教育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引用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解释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是轻于鸿毛。”给它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和精神，实现了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创造性的转化。文中又提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说明既是对中华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的中国化的表述。对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创造性的解释。
    这些成果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关于人生价值和修养的学说。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对党员及革命群众的教育起了极大的作用;几代共产党员和青年都受到教育，在这些著作影响下成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无数革命先驱，在“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传统价值观的引导下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在实践中锻炼，接受马克思主义，成长为共产党员。他们的成长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结合，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总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革命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现代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以至抗震精神、航天精神，与古代优秀传统一脉相传。它们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内容，然而它们的思想基础、核心精神又是一贯的，都是古代优秀传统在当代中国革命建设中的体现和升华。
    三、各自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独立发展
    曾经有人提问：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吃掉”中华传统文化，还是中华传统文化“吃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一个吃掉一个，而是二者各自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在新的形态下继续独立发展。二者相结合，包括两个过程：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的转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儒学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儒学。中华文化和儒学的创新性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相结合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古代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为主，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统一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和儒学的创新性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两方面的统一达到的总的结果，将促成中华文化的新的多元统一，和而不同的格局，发展到新的阶段，实现新的辉煌。
    正如古代佛教中国化后仍然是佛教，独立发展;儒学吸收佛道精华发展为新儒学后仍然是儒学，独立发展。经过转化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儒学，在多元统一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也作为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独立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发挥各自的作用。
    在统一的文化体系中，二者各有其所。马克思主义居于领导地位。这是由我们国家的性质和所走的道路决定的，同时也是反映了当前的时代特点。中华传统文化处于根本和基础地位。这是由我们民族数千年历史发展决定的，反映了民族的特点。如此，二者各得其所，和而不同，互补互鉴，相得益彰。
    作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确切地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我们要高举中华文化的旗帜;确切地说，是经过创造性转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华文化的旗帜。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旗帜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
    高举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相结合的旗帜，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四、相向而行，共同努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哪一方面单方面的事，中华文化发展的要求，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所有学术文化研究者，特别是传统文化研究者共同的事业。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相通互补之处，也有相斥对立之处。没有一种文化是完全正确，能够包治百病和解决一切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要集二家之长，掩二家之短;发挥相通互补之功，消解相斥对立之弊。相互之间，宜于互敬互学，取长补短，扬人之长，掩人之短;不宜互戒互斥，以长较短，扬人之短，掩人之长。
    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研究者之间相互疏离，互不相干，以至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状态。要相互亲近，相互尊重，相向而行，各自从自己的立场、角度和条件出发，相互学习，相互了解，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向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共同目标努力。
    【来源：“领导干部学国学”微信公号;作者：钱逊，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