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燕吉
    我知道许地山，是始于他那篇选入小学语文教材的散文《落花生》；我也知道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又获得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1935年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是著名才女张爱玲的恩师；我还知道他的笔名是落花生，于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在北京发起文学研究会，创办《小说月报》，并将老舍的小说处女作《老张的哲学》推荐给《小说月报》发表，被老舍视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引路人。这些，我都知道。
    
    
    许地山
    可是，我原不知道他有个女儿，不知道这个叫许燕吉的女儿在成年之后要经历那么多磨难，更不知道她后来嫁给一个目不识丁的陕西农民，经历一桩在所有人看来充满悲剧色彩的婚姻，直至生命的终点。
    毫无疑问，生活给了她最残酷的一面，要赚进她所有的眼泪，可奇怪的是，在许燕吉不多的照片中，我看到的都是笑脸，包括她的单独照片，也包括她与丈夫在一起的合影。我想，是她乐观、心宽、豁达，还是把过去埋在心底，不让我们看到她的泪水？
    与她坎坷多难的后半生不同，许燕吉曾有过幸福快乐的童年。1933年1月13日，许燕吉出生在北平，其时许地山在燕京大学任教授。不久，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与校长司徒雷登发生争执，许地山被解聘。1935年，经胡适推荐，许地山前往香港大学任中文系主任，两岁的许燕吉随父母南下到了香港。
    
    
    许燕吉与父亲、母亲和哥哥在香港
    
    
    许燕吉与母亲和哥哥在香港
    在香港，许家的生活是安定优裕的，住洋房，家中还有奥斯汀轿车。后来，国学大师陈寅恪一家暂住香港，许地山帮陈家租房子、置办日用品，许燕吉和陈寅恪的三个女儿也成了好朋友。
    
    
    许燕吉（左一）与哥哥以及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在一起
    许燕吉的幸福童年在1941年发生逆转。8月的一天，许地山因感冒引发心脏病突然去世。在香港大学为许地山举行的葬礼上，宋庆龄第一个送来花圈，梅兰芳、郁达夫等社会名流均来参加悼念仪式。
    四个月后，日军占领香港，母亲周俟松带着许燕吉和哥哥周苓仲逃往内地，从此过着漂泊不定的日子，辗转于湖南、贵州等地。1946年，一家人落户南京，在父亲旧友、美术大师徐悲鸿的资助下，许燕吉进入教会学校明德女中，周苓仲进入弘光中学。
    1950年，许燕吉进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石家庄农业试验站工作，1955年5月与大学同学吴富融结婚。
    
    
    1954年，许燕吉（前排右一）与部分同学的大学毕业照
    然而，幸福的婚后生活只持续了不到三年，1958年1月，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许燕吉被划为右派，被开除公职，此时，她已有孕在身。无奈之下，许燕吉回到南京，不料胎死腹中。胎儿取出后，医生告诉她，是个女孩。许燕吉想看孩子一眼，医生建议不要看，怕心情不好，影响以后再孕。多年后，许燕吉说：“假如当时知道她是我的唯一，无论如何我都要看看她的。”
    同年7月，许燕吉被正式逮捕。5个月后，吴富融提出离婚，许燕吉不同意，最后，判决书还是下来了，许燕吉的第一次婚姻结束了。
    许燕吉被判了6年，开始了牢狱生活。1964年刑满释放时，她已经31岁。虽然结束了刑期，但是按照当时的政策，戴着右派帽子的许燕吉仍有5年被管制期限。为了不连累母亲，她选择在河北第二女子监狱就业。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爆发，全国随即进入战备状态，大中城市人口向农村疏散，许燕吉被疏散到河北省新乐县一个极其偏僻、贫困的小山村里。在这个靠近嘑沱河的村子里，她拼命干着又苦又累的农活，挣着微薄的工分，却依然无法果腹。在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她寻找和投奔了17年未见的哥哥，其时，周苓仲在陕西眉县柳林种马场工作。
    为了生活，许燕吉想留在哥哥身边。周苓仲也同意，因为这样兄妹之间可以互相有个照应。这时许燕吉想到再婚。以当时的身份背景，许燕吉对男方无法有什么要求，只求人品好就行。经哥哥牵线，1971年，许燕吉与比自己大10岁的关中农民魏振德结婚。魏振德不认字，离异，有一个10岁儿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
    一个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学者的女儿，就这样和一个目不识丁的陕西农民结成了夫妻。
    
    
    许燕吉与丈夫魏振德
    婚后，许燕吉像所有农妇一样生活着。天蒙蒙亮，她和丈夫就下地干活，天黑才收工，然后烧火做饭。虽然由于文化程度上的巨大差异，夫妻俩不可能有深度的思想交流，可是，许燕吉的文化也帮上魏振德的忙。一次，生产队收了玉米秆，分成堆，写上名字，让各家各户去领。魏振德不认识自己的名字，就让许燕吉去领。许燕吉去了，抱回写着“魏振德”三个字的那堆玉米秆。
    许燕吉承认，她和魏振德之间没有爱情基础，有的只是感情，是患难中的夫妻情。她曾说，当时的她和魏振德的想法都很简单，一个是想在艰苦的农村活下去，一个是想让自己屋里有个女人，孩子有个后妈。
    许燕吉给人的印象是爱笑，不爱哭。当年父亲去世时，她年仅8岁，居然没有哭。为这件事，母亲很不高兴，责怪她没有感情。许燕吉却说，我不是不难过，我当时只是吓傻了。有人后来问她，你什么时候流过泪？她说：“在决定嫁给魏老头的时候，我流泪了。”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中，在魏振德旱烟袋的烤烟味道中，在她喊魏振德“老头儿”、魏振德喊她“哎”的叫声中，许燕吉成了黄土高原上地地道道的农妇，连说话都带了陕西腔，她成了真正的农民媳妇。
    
    
    许燕吉
    1979年3月，随着国家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许燕吉获得平反。在拿到通知书的一刻，许燕吉禁不住嚎啕大哭：“这算什么啊？”平反了，可是，许燕吉的青春早已不在，孩子早已夭折，她和粗手大脚的农民丈夫已经共同生活了8年。
    1981年，许燕吉回到南京，不久进入江苏省农科院，后来被评为副研究员，并当选南京市政协委员。
    看到她的农民丈夫，很多熟悉的人都为许燕吉感到惋惜，他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就劝她给魏振德一些钱，和他结束这段极不相称的婚姻。可是，许燕吉不同意，她说：“我和他可是一根苦藤上结出的瓜啊，我怎能丢下他呢？我当时被人踹了一脚，心痛了大半辈子，现在我可不能伤他的心。”
    
    
    许燕吉与魏振德
    进城以后，生活改善多了。不久，一直受到许燕吉细心教育的继子魏忠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陕西师范学院。魏振德心情很舒畅，可就是在家闲着不知该干啥好。许燕吉给他找了一个传达室的工作，可是因为不认字，只干了一个星期，就又回到家里。许燕吉并没有当回事，依旧乐呵地伺候着自己的老头儿。1988年，许燕吉从农科院退休。
    对于与魏振德的婚姻，许燕吉一直抱着实实在在的态度，没说过任何人为拔高的话。她说：“我对婚姻还是严肃的，即使没有爱情，也是一种契约。这老头子没有做什么伤害我的事，十年来都和平共处，不能因为我现在的社会地位变了，经济收入提高了，就和平共处不了。再说，这老头子已老，没有劳动力了，我有义务养活他……文化程度有高低，但人格是平等的。我们的道德观念基本一致……我们各按各的方式活着，就像房东与房客，过去在关中，他是房东我是房客，现在在南京，我是房东，他是房客。”
    2006年，魏振德去世，许燕吉的生活一下子冷清下来。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她开始写回忆录，六年之后，完成了《麻花人生》的写作。2013年10月，回忆录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辑把书名改为《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次年1月，该书入选新浪中国十大好书榜，颁奖词是：“一部令人唏嘘不已的个人口述史，大时代中小人物的飘零，为一个民族的百年史提供了无可替代、丰富真实的注脚。”对于回忆录，许燕吉自己是这样说的：“如果说历史是一株花，我希望读者既要看到上面漂亮的花，也要看到下面那些不怎么好看的根。”
    
    
    所有认识许燕吉的人都会对她留下深刻印象，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坎坷的经历，还在于她善良、宽容和慷慨的性格和品质。
    和父亲、母亲一样，许燕吉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在蹲监狱时，每年由犯人投票民主评奖，立功三次即可减刑。1961、1962年，她连续两年立功，1963年评选投票时，她得票又最多，理当立功，减刑在即。这时，管教干部与她相商，说她还有一年就刑满了，是不是将这个立功名额让给一个刑期还有五年的某牢友，许燕吉答应了。
    2004年，许燕吉的同学们召集毕业50周年聚会。为了避免前夫吴富融因羞愧而怕见她的情况出现，她还特意给他去电话：“有聚会你就来，不要躲着我，不然别人还以为我给你多大压力。”后来，吴富融去参加聚会时，给同学们赠送了自己新出版的诗集，也给许燕吉送了一本，扉页上写着：“许燕吉老同学指正”。许燕吉笑言，如果自己写，会比他写得好，并当着同学们的面，在纸上写下一首小诗：
    五十流年似水，万千恩怨已灰。
    萍聚何需多讳，鸟散音影无回。
    许燕吉乐于助人，却从不愿意给别人增加麻烦，哪怕是自己的亲人。她的退休工资只有两千多块，可是当朋友有困难时，她毫不犹豫地拿出几万块钱，连欠条都不打。可是，当她病重住院后，却一再叮嘱家人：“你们千万不要抢救我，没有意义。”
    
    
    病中的许燕吉
     
    读《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让人不禁感慨万千。这些年，我们在荧屏上看过太多高大上的东西，或者帝王将相，或者英雄美人，让人时时感受到历史的壮阔，人生的豪迈。可是对比现实，你会觉得这些东西离我们太远，别说王公大臣，就是七品县官，一般人平生见过几回？倒是像许燕吉这样的人或事，常常就出现或发生在自己身边。帝王将相是高山，而普通人只是一粒尘埃。一个只仰望高山而无视尘埃的民族，不会拥有直面历史的勇气。 
    任何人都无法独自创造历史，而只会在历史的天幕上留下各自的痕迹。许燕吉的遭遇既是她个人的悲剧，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在时代的激流和漩涡中，个人就像一片小小的叶子，想挣脱，却无可奈何。在许燕吉心底，或许永远回响着这样的话：如果上帝允许，我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前一天。父亲不要走，我也永远不要长大……
    
    
    1939年，6岁的许燕吉在香港”景星照相馆”
    2014年1月13日，在《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出版3个月后，许燕吉走完了她坎坷曲折的一生，那一天，恰好是老人的81岁生日。许燕吉的一生，正像她在回忆录前言中写的那一段话：“我是许地山的女儿，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作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
    谨以此文怀念一生坎坷，一生善良的许燕吉老人！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