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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最难过的是杀逃兵。部队出去打仗，有的战死了，有的趁乱当了逃兵，能够回来的也就六七成。杀逃兵也要我们来执行，不能用枪，枪声会惊动敌人，用的是大刀，规定一刀解决，不可以第二刀。我实在不忍心，但也没办法，杀逃兵之前，我只好对他说声对不起了。 本文摘自：《杭州日报》2010年6月22日第B09版，口述：罗文波，整理：梦柯，原题：《我在第九战区》 人物简介：罗文波，祖籍广东开平，1923年出生于澳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考入黄埔军校独山分校，毕业后先后担任隶属国民党第九战区第十军的特务排长、连长，参加了长沙、常德战役。1944年6月，亲历艰苦卓绝为时达47天的衡阳保卫战。获颁精忠救国银质奖章，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题赠签名相片以资留念。内战爆发后，罗文波先生不愿打内战，主动要求退伍，回到故里后转道香港，在船务公司工作了40余年，后来去了台湾，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福利无果后，定居在加拿大。  对罗文波的采访时间：2010年3月16、17、20、24日。 地点：Vancouver B C Canada。 阴差阳错，求学路上从了军 我原籍广东开平，1923年农历四月十五出生于澳门，上面有四个姐姐。父亲长年在秘鲁谋生，最后病死在那里。我小时候在澳门读小学，只读了四年书，因为家里没钱，就没得读了。后来，二姐姐在广东曲江五里亭“万国医务团”工作，可以供我读书，于是，只读过四年书的我报考广西桂林大学，结果被备取了。 我去桂林读书的时间大约是1941年。路过湖南衡阳时，没有了钱，在火车站逗留，忽然上来五六个当兵的，说要检查，他们以为我是奸细，关了10天后把我带到县政府。 审问我的人叫容有略，是黄埔一期学生，当时担任第十军参谋长。容有略是香山湾仔人，香山湾仔就在澳门的对面，他同我也算是老乡了。他先问了我有关澳门的一些事和个人情况，然后问我出来干什么，我说打算到桂林读书，他就说这年头读书没用，你这么聪明，还不如去读军校，出来当军官，打日本人。我说好的。 于是他们就送我到设在贵州独山的黄埔军校独山分校学习。学校约有三百多名学员，我们属第十七期，我们班五六十个人。在军校训练很苦，有位名叫彭光烈的四川籍教官，动辄体罚我，让我双手高举步枪，站在太阳底下，从上午到下午八个小时，连尿尿都不允许。 除了训练，还要去锯树，造房子，为下一届学员入学做准备。我训练很刻苦，教官让我与他对打，总被他打趴在地上。教官就用竹制的刀打我，让我爬起来再练。经过苦练，后来教官终于被我打败了。在军校时，爬山比赛我得了第一名，奖了五斤猪肉，第二名奖了三斤。 夏天、冬天都过了，我大约读了十一个多月的军校，出来后就加入部队，驻扎在湖南的常德、长沙、衡阳一带，与日本人打仗。 常德会战，先喝一碗壮行酒 你让我说我们驻扎长沙的情况吗？好的。 我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保卫战，由薛岳任湖南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我们是他所辖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师长容有略。我在师部直属特务排，任排长。 常德会战，我们奉命增援，攻占德山。当时，我们往上冲，日本人机枪往下扫，死伤很多，攻占不上。长官让我们冲上去肉搏，部队在后面扫射，我们的许多人和日本兵被一道打死了。到了晚上，我们绕道悄悄摸上去，用枪打，用喷火器喷，下面的部队紧接着往上冲，终于把山头占领了。 我刚打仗时也害怕，还会尿裤子，后来就不怕了。小时候读书，就知道“九一八”、“五卅惨案”和“济南惨案”，心里就非常恨日本人！中国军队在上海四行仓库打响保卫战，很英勇，我很敬佩他们。 晚上打仗，心情很复杂，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有些士兵就会喝一碗壮行酒。这种心情是现在年轻人体会不到的。第二天战友见面，很兴奋。“你还活着？”然后就是交流昨晚战绩，你杀了几个，我杀了几个。日本部队不一定都是日本人，里面还有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 在战场上，随时都有可能战死。战友方子才，广东东莞人，当时在司令部当中尉副员（参谋），在常德会战中被打伤了，是我把他背回来的。一个副排长，受伤后我去背他，他一路呻吟，后来没声响了，身体渐渐发冷，放下一摸早已经死了。 有一个当出纳的战友，被日本人打死了，一百多万元钱归我管，因为我是排长啊，我就把一叠叠的钱给二姐夫和其他战友分带。我的姐夫把钱塞在上衣口袋里，日本人一梭子子弹射来，刚好打在厚厚的一叠纸币上，捡了一条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