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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回忆:抗战时我最难过是用大刀处决逃兵(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4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重回部队,升了官职受到嘉奖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扎在郴州,坐火车只要一两个小时,我们却整整走了31天才找回到部队,时间是1945年1月10日。司令长官薛岳亲自批条子,给我们每人发了八百元钱。方子才饿得很瘦,去“大三元”餐馆狠吃了一顿,结果拉了10天的肚子。
    重返部队后,我官职升了一级,当了上尉连长。我们是特务团,团长叫徐建德,广东乐昌人,是杀人狂,很厉害的。纪律很严,有个连长晚上出去,很晚了他再次巡查时,还没回来,第二天,徐团长要他跪在地上,用脚狠踢他的胸部,并把他降为排长。有一名士兵,偷拿了百姓四两猪肉,老百姓追过来,结果团长把他枪毙了。
    在郴州召开团务会议时,徐建德团长指着大家骂下面的营长、连长都是土匪、恶霸,纯洁、好样的人只有一个,就是罗文波。会后,他让我到他房间去,拿出他自己的5000元钱,说是有功奖励,让我招待兄弟们。徐团长后来在香港新界洪水桥以耕种为业。他的勤务兵叫罗永华,也跟他在香港。
    我在特务团当连长(编号4533),职责是保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薛司令每天散步,我肩背一支汤姆森,腰别一支勃朗宁,跟随着他,地方人士和下属见他,先由我们检查,然后放行。我游泳很好,驻扎湖南土桥时,薛司令的儿子薛昭明,那时10多岁,便由我教他游泳。薛司令还赠我一张他自己的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喏,就是这一张,上面有签名、题字。他很少送人照片的。他还在抗战纪念册上给我题“苦学力行”四个字,可惜这本纪念册找不到了。
    任骑兵大队长,认识了初恋情人
    我们驻扎在湖南土桥时,日本人投降了。我所在的部队经赣州、吉安、铜鼓开到南昌。受降时,缴获了许多战马,组建了骑兵,让我任骑兵大队长。我本可以升少校的。当时,徐建德团长已经调走,新来的团长对我不好,阻阻拦拦,说我太年轻,结果只给了个准校。
    我们骑兵大队有一百多人,好威风呀!两个人一匹马。其中一个是日本兵,教我们怎么骑马。马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有些日本人不愿投降,骑马走到桥上,缰绳一拉,连人带马一起坠桥自杀。南昌老百姓很恨日本人,看到就砸,我们说不要打,老百姓不干。
    部队驻扎在南昌葆灵女子中学附近。女中有一名校花名叫阮美玉,小我四岁,我很喜欢她,她也很喜欢我。我和她,还有另一位青年陈国华,三个人三匹马经常一道出去玩,游滕王阁。我们都差点要结婚了,因为我是当兵的,她父母坚决不同意,只好分手了。
    如果还健在的话,阮美玉也该有80多岁了。10多年前我还和陈国华有联系,他在南昌邮政系统工作,住在王阳明路,我来温哥华后就没有联系了。我托陈找过阮,没找到。
    日军第十一军军长兼华中派遣军第六方面军司令笠原幸雄,原在汉口,到九江向我方投降。上司命令我带领50多人,押解笠原幸雄等三个日本军官,自九江乘船经武汉一路去南京。他们被关在船上房间里,有士兵看守。好像是在南京朱雀路办的移交手续,打了收条。当时国防部长是何应钦。
    移交完后,我和特务长等几个人顺路去了上海、无锡游玩,也去了杭州,也不知道杭州有什么地方好玩,就买了钓鱼工具,在西湖边钓鱼,钓到了几条,不大,也不知道是什么鱼。
    告别军旅,自谋生路平常人生
    后来,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开拔到江苏徐州,时间大概是1946年的3月,去跟共产党军队打仗。结果第一仗就败了,原因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被共产党部队策反了,于是露出了一个缺口。
    打日本人我不怕死,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没意思,实在不想打,我就提出退伍申请,提了四次,团长就是不批不报。最后,薛岳的儿子把我的报告递给薛司令的副官,副官把报告递给了薛司令。薛司令长官亲自批准我请长假,时间是1946年的4月底,5月初,给了15万元钱和一支枪、一匹马和一个勤务兵。勤务兵名叫彭和林,福建洪厝祠人。
    我们就上路了,路上有检查,我们有离职证明书,不怕。那匹马在广东坪石被我卖了,价值五万元。那把美国产的手枪,很重,威力也大,小炮似的,名叫航空曲(Fourtyfive),是在香港卖掉的,也卖了五万元钱,五万元,当时够买一套西装。
    离开部队回到澳门后,我去了大姐夫办的万隆五金厂当经理,彭和林跟我一起干。后来我到了何鸿燊办的顺德船务公司,彭也回福建去了。我在船务公司干了41年,先是跑澳门、佛山、香港,1949年以后,我就跑澳门至香港。
    1971年,我工作的佛山号客轮沉没,一百多人都死了。那一天我刚好没去,老婆生儿子,因此请假。命大吧!我属猫,猫有九条命呢,不是吗?在顺德船务公司干到70岁,我不干了,回家了。
    我结婚很晚的,1970年才结婚。母亲生病,我服侍了母亲14年,借钱为她治病,条件不好。我母亲是1962年去世的。老婆小我25岁。有一子一女,儿子在香港,女儿在温哥华。
    我一共去过台湾6次,第一次去是母亲去世后,找了国民党的有关部门,希望给点钱,给点福利。但去了后,有关部门相互推脱。在台湾碰到了一些战友,也见了老师长容有略,我给他带去一条烟、一瓶酒,他在家里请我喝酒。我也到台中找了薛长官,他没办法,就写了一封信,让我去找“侨委会”的人,结果人家把信拿去放到抽屉里,没有下文。(泪流满面)。当年我们打日本人,真的连命都不要了,到头来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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