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主题是“官逼民反”，一百单八将梁山聚义，并非都是“官逼民反”，只有林冲的例子才有说服力。
    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北宋时期，禁军是国家的正规军，林冲的职务大抵相当于国家军事院校的高级教官。林冲为人持重，武艺超群，其父作过提辖，岳父也是教头，妻子贤惠，家庭美满。用现在的眼光看，林冲的身份，本属“体制中人”;林冲的家庭，应为“上流社会”;林冲的处世，也算优秀军人。优越的社会地位与家庭条件，使林冲成为一个安分守己，恪尽职守的军队教官。对他来说，选择造反，自我放逐，是不可想象的。
    夤缘端王(即后来的宋徽宗)而飞黄腾达的高俅，掌握宋朝军权后的第一要务，不是维护社稷、保卫江山，而是从“窝边草”开始公报私仇。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被迫远走他乡。另一位教头林冲的被陷害，仅仅是为了满足其养子高衙内的邪念与淫欲。高俅对林冲的迫害，是以国家机器的名义进行的，擅入白虎堂，解往开封府，从罪名到程序，似乎都是合法的。林冲被“刺配远恶军州”，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林冲项上的“团头铁叶护身枷”，象征着朝廷律令。在这种情况下，林冲的任何反抗，都是对朝廷的叛逆与反抗。这也就是林冲明知因为“撞了高衙内，吃了一场屈官司”(第七回)，也不得不忍气吞声的根本原因。他在因担心妻子不测而无奈写下的休书中，虽有“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的字样，并不意味着林冲承认自己真的“身犯重罪”。正如其岳父张教头所说，“今日权且去沧州躲灾避难，早晚天可怜见，放你回来时，依旧夫妻完聚。”(第七回)
    权力的私有化一旦成为常态，将不会为社会留下任何公正与出路。高俅通过“正当”程序未能置林冲于死地，并未就此罢手。在押解沧州途中，两个解差对这位曾经威风八面的禁军教头百般折磨，万般凌辱，已经成为朝廷囚徒的林冲，只能逆来顺受。其实，凭借一身武艺，即使身戴镣铐，两个解差岂是他的对手?在野猪林中，董超、薛霸把他绑在树上试图谋害，却说怕他走掉，林冲还说：“小人是好汉，官司既已吃了，一世也不走!”直到此时，他还对朝廷法度保持着足够的敬畏。京剧《风雪山神庙》中有一段唱词：“想当初，在野猪林，智深兄曾劝俺，……打破长枷去造反!是林冲，还想来沧州了公案，待家国有事重起用，效力边关。”这一切都说明，林冲即使身处逆境也从未想过反叛朝廷。
    由于鲁智深的搭救，野猪林的谋害未能得逞。在沧州牢城营，林冲已作好接受国家刑律管束的准备，安于囚徒生涯。高俅再次指派陆谦、富安赶赴沧州，勾结管营、差拨，设计陷害林冲。先是让他掌管草料场，然后利用风雪之夜，纵火烧死林冲。他们的阴谋偏巧被在山神庙避雪的林冲躲过了、听到了，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林冲义无反顾。《风雪山神庙》中林冲的唱词有：“说甚么来沧州，了此公案。等甚么恩旨降，上将登坛。……当今之世，是官逼民反，官逼民反!”剧中这样描述过林冲的心境，“俺指望封侯万里班超，生逼做叛国红巾，做了背主黄巢。”从社会上层，到朝廷囚犯，再到梁山反贼，这就是林冲被迫造反的逻辑线索。
    “逼上梁山”的核心在一“逼”字。国人真诚地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以林冲的社会地位，即使高俅陷害，误闯节堂，毕竟罪不致死，但存一线生机，决不会选择反叛。野猪林谋杀，草料场纵火，使他彻底认清了社会的黑暗与官府的丑恶，在“想做奴隶而不得”、想“赖活”都不能的情况下，忍辱含垢、委曲求生根本无法改变噩运，忍无可忍的林冲杀死官府鹰犬之后，彻底失去了效忠朝廷，报效国家的可能，就只能啸聚山林，落草为寇，另觅生路了。
    为突出《水浒传》“官逼民反”的主题，施耐庵在故事与人物的安排上是花了大心思的。对这一点，金圣叹可谓“高山流水”，他批道:“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上作”，是金圣叹的入骨之论。也就是说，在朝廷治下，“上乱”是源，“下乱”是流。任何“动乱”之出现，甚至是梁山起义这样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根子不在百姓，而在官府。且不独赵宋王朝为然，这几乎是历史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