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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中华文明的基因
文明的核心是文字，汉唐时代中国构筑的周边国家的“汉字文化圈”在明代依然稳固，但到了清代晚期则逐渐削弱。中国的文化智慧首先是文字智慧，现在应该消除国际上和国人对汉语的自卑，消除那种根深蒂固地认为汉语汉字及其汉语思想不如西人的想法，是时候重建汉字自信了。
事实上，全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古代苏美尔的文字死了，其文明也灭亡了;古埃及文字死了，古埃及被阿拉伯人占领后，古埃及文明消失了;古印度被中断了很多次，今天的印度跟古印度出现了文化断裂。玄奘取经回国27年后，印度本地发生了重大的宗教纠纷，佛教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那烂陀寺被大火毁灭，后来被深埋于地下。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在季羡林先生等专家的帮助下，印度人现在才慢慢挖掘出那烂陀寺的遗址。今天的印度人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其实古印度文化已经几乎消失殆尽。
四大文明中唯独中华民族的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全部传到了21世纪。全世界掌握汉字汉语的有17亿人，占整个世界人口的1/4。而全世界掌握英语的人口是14亿——尽管其中大多数是社会精英。现在掌握汉语的人口已经超过了英语，未来还会更多。现在已经有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想到中国来发展，因此今年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开始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加考汉语，据悉明年俄罗斯大学入学考试中汉语将列入必考科目。外国人学习汉语最好的方法就是书写书法，学书法能更深刻地掌握汉字结构和精神。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国文化和文字不死，就是因为有一门艺术长达几千年热爱它、保护它，这门艺术就是书法！
由文字写成的典籍是文明的载体，在古籍保护和传承中，我们今人面临一种尴尬，即对古汉语的理解甚至变成了一个很专门的学科，文字学已经成为非常难懂的学问，很多的典籍稍不留神就解释错了，那么古汉语承载的古代文明，在当下鲜活地生存和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要学好国学首先要好好研究文字学，同时对古籍的理解不能望文生义，而要进入语境深入考察。孔子也曾面临过解释古籍中歧义的问题。如“黄帝四面”，有人不求甚解而解释成黄帝有四个面孔，孔子就纠正他们说：“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黄帝四面是黄帝可以朝四面八方看，派出四位能人治理四方，而不是黄帝有四张脸。“面”字既可以作方面维度看，也可以作脸看。
再比如，经常有些人说，要“相濡以沫”，这其实没有理解庄子的本意，庄子的原话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鱼在蜗角功名蝇头小利中互斗而最后互相吐沫而苟延生命，不如到大江大湖里自由生活而忘记彼此，庄子是否定相濡以沫的。当然你可以说随着时间的变迁相濡以沫发生了感情色彩的转化，但你不能说这是庄子的原意。所以读古籍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断章取义。
还有一句年轻人喜欢说的话——“后生可畏”，现在容易被人理解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其实“后生可畏”来自孔子的话——“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四十、五十岁都没找到这辈子让自己矢志不渝去研究的学问或呕心沥血为之付出的目标，那这辈子算白过了，已经没有时间补救。这就引出儒家的生死观，儒家对不朽有三个衡量标准，即《左传》载叔孙豹所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儒家要求活着的人要自强不息立德立功立言，并不期盼追逐来世的幸福。强调生命的现实价值和生命意义，消除人对死亡的恐惧——人应该关注存世之人的责任，而不必去追寻死后会怎样。
所以，就学国学读古籍而言，我坚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义理”主要是指哲思方面，“辞章”大抵指语言修辞运用方面，“考据”则侧重对考古学最新材料的运用和文献学修养的根基。我主张在读东西方大哲思想时，注意考量每位思想家的思想脉络，考察其怎样进行思想“还原”?在知识考古学的“人文积层”中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有何盲视?怎样评价?如果将人类思想的进展比作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要进一层弄清楚他们属于学术中的哪个环?他们用了怎样的方法去试图打开这个思想链条上的结?我意识到，问题意识对学者而言极为重要，带着问题去发现更大的深层问题，发现问题的集丛和根蔓，而不是被浩如烟海的书本控制了自己的思想和旨趣，也不轻易相信任何所谓的答案。在我看来，思考是一种生命的磨砺，应在艰难的磨砺中找到所向披靡的思想利剑，而不是将学术看作一种藏在口袋里把玩的饰物。
近代史上，国人自己否定过自己的历史。对中国历史的腰斩，以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为烈。百年前文化虚无主义者们不无偏见地认为中国历史和文化都不行。他们首先否定自己历史的可靠性，如疑古派不承认商朝以前的历史(如夏朝等)。商朝他们没办法否定，因为已经出现了甲骨文，但是他们坚决不承认夏朝的存在。疑古派还认为：大禹是条虫，老子不存在，《道德经》是汉代人伪托的……不一而足。
前些年国家花大力气搞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严密的天文地理数据和考古证实，把中华文明推到公元前2070年，但是很奇怪遭到了西方学者的否定。直到最近在二里头考古发现了“夏都”，西方有的学者又开始苛评，说夏都不可能那么小，一个二里头遗址不能说明问题。但是，4000多年前的都城规模不可能太大，就连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都城古迹也都不大。遗址规模小不足以否定二里头就是夏都的结论。但是我们有些学者却深以为然，这是典型的文化不自信。
事实胜于雄辩的办法是，对二里头夏都等遗址，应该加大投资来继续挖掘，让事实本身说话。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派那个年代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亡国亡种的时代特殊语境，但现在中国作为大国崛起，要恢复对自己历史的自信、文化的自信。当然这需要我们的学者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财力支持。
我在2002年出版了《发现东方》一书，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意味着需要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话语，强化东方强国的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我们看到，中国“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东亚“去中国化”倾向十分严重，因此，只有“再中国化”和“重建汉字文化圈”，诸多问题才能得到良性解决。
中华文明继续保持可持续的影响力，已然关系到大国文化安全。中国需要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升级而导致文化战争，而且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新的世界格局应该尊重中国在亚洲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东亚的现代性中价值观与信仰、社会机构与语言节日，都意在强调世界需要重视中国声音。中国的强盛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西方世界开始吸收中国经验智慧。文化传播的方式是潜移默化的，不要把中国文化自信、文化传播变成一个口号，我们要“文化自觉”，我们自己真“文化认同”了，再用一种通俗的、有说服力的方式承载中国的价值输送出去，这样才事半功倍。
我认为，应该像网络战一样，有文化战略的部队，这个战略首先是“再中国化”。新世纪中国人需要重新体认“天下观”。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家是政体，而天下是胸怀眼光和礼义道德。如果说，西方的天下观是全球同质化的单边主义，那么，中国的天下观就是提倡多极均势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多元主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说到战术层面，我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中国现在的文化传播方式太单一，大抵主要方式就是孔子学院，缺乏更多更有效的方式和途径。而且中国书籍的翻译效果也不佳，中西翻译著作在1900年—2000年百年间出现了巨大的文化赤字，中国翻译西学10万余册，而西方翻译中国书籍不到1000册。当务之急是国家汇集重要的翻译人才，形成“千部中国经典翻译工程”。把古今中国优秀图书的500—1000部以上的中英对照译本以外交部、文化部的名义，赠给世界各国的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如果每个国家的国家图书馆有近千本中国经典书籍英文本，加上各国大学图书馆众多，师生甚众，海外学界高层精英就能直接了解中国，那么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海外效果将是迅捷而可观的。
我见到诸多国外研习中国的读书班上，多是中国学者写的经济学和法学教材，这说明我们外宣的思维是实用主义的，如果不抓文化精神，还是没有抓住软实力的根本，而如果不教授他们中国语言文字和文化，则是没有抓住根本中的根本。因为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是国家形象的核心构成元素，这个道理可以从反面来看——一个国家的灭亡不是国土被占，人民被控，而是他的语言和文字变成别国的语言和文字。这一严重性，明清两代的学者都提到过，亡国就是亡语言和文字。所以语言文字的输出极为重要。
在“发现东方”的学术理路中，我的立场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而是从一种全球性视角出发，从生命体验和文明变迁的角度追问困扰人类生命心性的共同问题，在人类文化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坐标轴上，反思中国文化的地位和人类文化走向。在“文化输出”中东方学者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视点和学术品格，使得在全球性的学术舞台上不使“东方声音”被淹没。
我曾经在凤凰卫视看到文怀沙与王鲁湘对话，文怀沙认为：如果不抗战，中国就会有57个民族。他的意思是中国汉文化有强大的同化能力，不仅可以同化蒙古人、满人，还可以同化日本人。我看后深以为不妥。因为汉民族是农耕民族，蒙、满都是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文明程度要低，所以能够同化他们，但是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是工业民族，比农耕文明要高。如果中国不进行抗战，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中华民族浴血奋战14年击败了日本法西斯，保全了中国的命脉。
更值得忧虑的问题是，今天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不如经济和军事那样强大。我们当然不会仅仅用农耕民族文化去同化后工业文明的欧美，我们只能将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中国学者在后信息时代的“文化创新”，而创造全球文明的高势位，才能让别人自愿地去认同和接受中华文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提出了做人的最低标准。《老子》第77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对这些文明遗产，当代学者都可以对其进行阐释创新、价值创新，逐步达到体系创新、文化创新。从而让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同中国提出的“立己达人”的双赢思想，以及中国坚持的“仁者爱人”的伟大与崇高。
总体上说，坚持和平的大爱无疆一定胜过大恨无涯。四大文明中其他三大文明已经中断，只有中华文明“生生之为易”，因为文化不死，文明不灭。应将重塑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到国家安危的高度，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新中，找到中国文化的世界共识，冲破艰难险阻开拓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伟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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