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得，直叫多少站着爱国不腰疼的爷们羞愧。鸿章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问题是天不佑人，大清的生命之树已衰，鸿章同志无枝可倚。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此中最引我同感的是“悲李鸿章之遇”。依我看，历史把李鸿章推向了事业的顶峰，同时也把他踢进了名誉的泥坑。晚清历史上的一些外交条约，都成了李鸿章的卖国罪证：1876年，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卖国一次；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卖国两次；1896年，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卖国三次；1901年，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卖国最后一次。事不过三，过三就是四了，没意思。再说之后想卖也不行了，因为一则把国卖完了；二则，老头卖国成功，兴奋得吐血若干次，死了！
     至于条约内容，咱就不展开说了。大清当时虽然没有手机，但很流行短信，“李二先生是汉奸”传得妇孺皆知，而且前面还有一句“杨三已死无昆丑”，故意把北京的一戏子与堂堂的李中堂相提并论，好像中堂大人就是现代影帝似的。清朝统治者在变着法子恶心人方面情趣很高，能力也不低，却鲜有人思考，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一个外交家的素质还是整个国家的实力？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力在运动会上取得名次，哪怕他的国家很弱小；而一个外交家，如果他的国家特别软弱，体制不行，经济不行，政治不行，文化不行，外交上光想坑蒙拐骗，不按游戏规则来，打仗就一泄千里，最高领导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么他个人再聪明又能怎么着？
     所以梁启超才会以同情的语气说：“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垢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桧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
     李鸿章在替老太后卖国的时候，很不顺畅，差点成为卖国烈士。在日本谈判时，遭遇日本“粪青”刺杀。刺而不死，就带病卖国了。按梁启超记载：“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看看老头卖国卖到什么地步了，卖得壮怀激烈，卖得舍死忘生，卖得像个民族英雄，直卖得日本都不好意思了，不但主动停止了战事（否则北京都危险了），而且主动把条约内容减轻了一些！美国学者对此评价曰：“中日战争从头到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
     政府里面，也许只有鬼子六恭亲王那样的人物才能理解鸿章。鸿章赴日前，恭王率领全体军机上奏曰：“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李鸿章之过！”这话说得鸿章老泪横流！
     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伊藤博文也曾出于私谊推心置腹地质问老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鸿章回答如下：“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是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裱糊匠而已。更要命的是，大清的体制与人事，导致当时的西方媒体认为，所谓的中日战争，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