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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走到最后一幕,对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欢庆的日子。 然而,对于一个仍然拥兵五百余万,残存的舰队吨位依然可以超过十个北洋水师的帝国来说,投降,可不是发个声明就了事的。就在宣布投降的当天凌晨,狂热的法西斯分子挟持了近卫师团师团长森纠中将,并试图在东京发动政变。 尽管这一阴谋被及时粉碎,但走向和平的路显然还差最后一英里。各地日军如何缴械和复员,盟军如何控制日本本土,投降仪式怎样举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洽降代表团和盟国完成交涉。事情还远没有到庆祝的时候。 在这场战争结束七十多年之后,重新回顾日本帝国洽降的一幕,会发现其过程竟然意想不到的惊心动魄,其中既可以看到跨越战争鸿沟的历史瞬间,也可以看到法西斯的挣扎如何无望。 在接到日本政府的投降照会后,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随即在8月16日向日方发出电文,要求其立即停止抵抗,并派出“有军事人员参与,对日本投降事宜有足够授权的使团”到马尼拉洽降。但日方真正派出使者的时间,一直拖延到8月19日。 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今天这个谜团已经可以解开。原来,在选定洽降代表团成员的时候,全权代表人选出了问题。本来,日本政府内部认为承担这一职责最合适的人选,是当时担任日军参谋总长的梅津美治郎。但梅津担心在出使中受辱,坚决不肯担任这一使命,即便是出动了土肥原贤二和杉山元两名高级将领充当说客也推三阻四不肯答应。另一名比较合适的人选是海军军令部部长丰田副武大将和次长大西陇治郎,丰田是主张抵抗到底的,大西的态度更加顽固,直言“投降都是难以接受的事情”,即便出示了天皇要求“忍其不能忍”的诏书,仍不肯奉命。没有办法,担任参谋次长的河边虎四郎中将硬着头皮出任了全权使者。不过,当他调集随员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拒绝服从。比如作战课课长细田大佐便强硬地拒绝了命令。 河边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认为细田大佐是准备切腹自尽的,而他自己也有完成使命回来后便自杀的想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河边虎四郎有个哥哥名叫河边正三,正是卢沟桥事变的直接责任人之一。 结果却出人意料,拒绝担任洽降使节的梅津美治郎,丰田副武和细田大佐都没有给帝国殉葬,真正自杀的只有大西陇治郎——不过,作为“自杀特攻”的始作俑者,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有不知多少人等着要他的性命,从哪个角度来说,大西陇治郎都属于不死不行的。看来,这些“顽固”的日本军头只是出于对未来命运的无知和彷徨而拒绝使命。事实上,梅津后来还充当了到密苏里号上投降的日本军方签字代表,估计是从河边的洽降过程看出来,执行这样的使命也没什么可怕的。 不过,连大将一级的军官都拒绝服从命令,可以看出日本帝国在投降的瞬间,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曾经的上下级关系很难继续维持,如果盟军不能迅速进驻,日本政府怕很难控制局面了。 按照盟军的规定,河边使团乘坐两架拆除了武装的一式陆上攻击机,作为洽降的联络机。 一式陆上攻击机因为被击中后容易着火,被盟军戏称为“打火机”,即一打就着,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便是乘这种飞机被打下来的,不过,这已经是当时日本军队最好的远程飞机了。盟军通知日方将两架联络机去除日军的旭日标志,改漆成白色加绿十字的涂饰,以便盟军识别,避免误击。 河边使团的名单最终在18日敲定并通知盟军,包括了全权代表河边虎四郎中将和外务省临时任命的终战事务局长官冈崎胜男等十三名随员,加上飞行员共计十七人。其中一号机的驾驶员是须藤博大尉。须藤有一万小时的飞行经验,曾经参加过多次空战,是日本海军硕果仅存的少数优秀飞行员。须藤最初对这个任务不以为然。他倒不是死硬的法西斯分子,而是因为自己出身行伍,常被那些军校毕业的飞行员瞧不起,如今有这样一个重要使命,既然那些平时趾高气扬的家伙还没死光,何不让他们去呢?由此可见,这个须藤实在是个有个性的家伙,然而事后证明选择须藤是厉害的,否则河边一行能否活着回来都很难说了。 8月16日刚当上首相的东久迩宫,在18日向河边递交了日本天皇的授权书并为洽降使团举行了晚宴,梅津和丰田都出席并以冷酒为使团送行。使团计划19日清晨从海军航空兵木更津飞行基地起飞,首先飞往美军占领下的冲绳群岛伊江岛,而后从那里前往麦克阿瑟所在的马尼拉。 河边虎四郎,或许因为洽降这份香火情,他在战后的日子和占领军处得不错,在同盟国军总司令部战史研究科任职 简陋的宴席上,东久迩宫向河边提出要求——努力为日本政府争取十天的时间,因为他需要这个缓冲期把部署在关东平原准备所谓本土决战的日军调离,换上警察以免发生意外的冲突事件。 在这低沉而压抑的诡异气氛中,海军方面又说出一个添堵的消息。驻扎在厚木基地的日本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们完全暴走了,已经根本不听总部的命令。在两架怪模怪样的联络机试飞时,遭到了从厚木起飞的战斗机拦截。推测这并不是一次误会,而是海军强硬派试图对投降进行最后阻止的行动。所以,洽降使团可能还没有到达美军控制区就被疯狂的极端分子击落。 面对这一局面,使团提出了两条应对措施。第一,使团成员被平均分配到两架飞机上,以避免万一遭到攻击全军覆没;第二,起飞后即低空飞行,改走距离厚木九十海里以外的航线,以避开可能的拦截。 河边虎四郎回忆,他们是六点钟从羽田前往木更津的,在那里吃的早餐,随后便在七点十五分提心吊胆地出发了。 两架飞机的起飞时间稍稍错开。地面上的人员不明白其中的玄奥,只有使团内部自己明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木更津基地内也有一些狂热分子。因此,他们可能在飞机起飞的时候对这些“卖国贼”进行袭击。所以,第一架联络机起飞的时候,第二架飞机里的成员已经持枪做好了作战准备,一旦发生意外,便立即化身敢死队,拼死保障河边虎四郎等人的安全。 让河边一行啼笑皆非的是,让他稍松一口气的时刻,是和前来迎接的盟军飞机相遇那一刻。 日军洽降使团的飞机在四国岛的上空看到了第一架美军飞机,并立即按照约定发出了“巴丹,巴丹”的呼号。对方的回复是“好,我们是巴丹的看门狗,跟着来。(Yes,we are Bataan’s watch dog,follow us)”,这种美国式的幽默让习惯煞有介事的日本军官们感到十分违和。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很快,他们便发现,前来“迎接”的美军飞机不是一架两架,而是不断增加,当他们到达伊江岛上空的时候,整个“护航”编队已经达到了二百架到三百架的规模,其中有P-38闪电战斗机,P-47雷电战斗机,甚至还有B-25轰炸机。担任洽降副团长的冈崎恍然大悟——在美军眼里,前来洽降的日本使团可是个稀罕物,目击它是可以传之子孙的故事。所以,这些飞机都是来看热闹的。 这种场面与冷酷的战争格格不入,也让死气沉沉的日本使团稍稍有了些活力。然而,在伊江岛机场落地,又是一次令人心悸的过程。下午一点稍过,河边虎四郎乘坐的一号机在美机引导下准备在伊江岛机场降落,却发现起落架放不下来。情急之下驾驶员须藤大尉决定强行进行机身着地的迫降。还好最后一瞬间机组成员用手动的方式将起落架放了下来,才没有用到这一招。不过,强行放下的起落架刹车失灵,导致一式陆攻机一直冲到跑道尽头才停下来,差点儿造成飞机自杀的效果。 到达伊江岛的河边虎四郎一行,估计也把美军吓了一跳 伊江岛机场上也有大量美军在看热闹,画面中央还可以看到两名女兵的身影。河边回忆落地时看到机场里到处是黑人和白人士兵,个个兴高采烈,还有大型摄像机紧盯着日本使者们拍照,而冈崎回忆现场还有不少冲绳岛的本地人,他感觉自己一行仿佛某种珍稀动物 根据美方记载,在伊江岛机场,洽降使团除了虚惊一场以外,还演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插曲。河边虎四郎从东京出发的时候,还带了一束花,意图表示和其使命相称的“和平与友好”。不过这种对骑士精神东施效颦的做法无人捧场,盟军只是冷冷地看着日本人无奈地把花收了回去。 这个送花无人接的片断日方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当时的美方摄影师留下了历史证据 而河边虎四郎记录的这一瞬间,却实在是受到震动。他目击美军重修的伊江岛机场,深为其工程量的巨大而惊异,他在回忆录中感慨道:“这就是让我们战败的巨大的工业力量啊。” 也许从这种力量对比感到了战败的必然性,河边平静地接受了机场上照相机的“扫射”,日本洽降使者一行随着美军转乘一架C-54运输机,立即起飞前往马尼拉 这架C-54运输机令河边等人惊讶,把所有使团成员都塞进去,还空着一半座位,四个发动机输出的强劲功率使它平稳地飞向菲律宾。而美军在飞机上还向他们提供了三明治和柠檬果汁。当航空午餐被端上来的时候,每一个日本代表都表现出了强健的胃口。在马尼拉,他们的菜单上甚至有烧烤火鸡。洽降代表们感慨万千,越发觉得此战输得不冤。战争中日本全国的供给被盟军的潜艇战彻底打垮,哪怕是中将级别的河边虎四郎,也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样丰盛的饭食了。四名美军的服务员虽然一言不发,但态度平和,服务周到,河边坦言曾一时产生了自己是来观光的飞机乘客这种荒诞的心情。 19日下午5时40分,日本洽降使团乘坐的飞机到达马尼拉机场。 当河边走下飞机时,又发生了另一个戏剧性的场面。 一名美军上校等候在飞机前,表示自己奉命前来迎接。或许仍然沉浸在“观光游客”的梦境中,河边无意识地伸出手去欲与对方握手,那名美军上校也习惯性地伸出手来,但随即收了回去。 河边那一瞬间忽然想明白,自己不是什么议和使者,而是来投降的。 对于降虏不敬礼,是盟军的惯例。中国记者萧乾二战后到德国采访,看到盟军对于投降的德国军官也不会回礼,而且禁止与他们交流,以至于萧乾几次怀疑给他擦皮鞋的德国军官以前也曾是几个星的将军。 笔者忽然想起,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当时的杂志封面上,登的是这样一句话:“(中国)若是来议和,便直接扔出去,只有投降的方式可以商量。”那一刻的嚣张,在五十年后终于得到了报应。 他们登上汽车,驶入市内。日本海军驻马尼拉的部队曾在这座城市里和美军展开巷战,因此它依然一片废墟。日军的残暴肯定在当地积蓄了颇深的怨恨,以至于他们一行经过的时候,遭到了马尼拉残存市民扔石子和咒骂的招待。 美军吉普车上的日本飞行员,显然依旧极不适应 谈判的过程十分简洁。到达后,盟军方面对于日本洽降代表团的资格进行了确认,随即双方就日本投降的程序问题在盟军司令部所在的城市宾馆举行了会议。在会议上,日本方面基本无条件地接受盟军的指示,只是如东久迩宫所提出的那样,对于盟军的进驻时间委婉地提出了建议。河边表示,盟军计划登陆的关东平原是日方原定本土战役的主要战场,所以集中了大量的部队,需要一些时间将其调离并集中到盟军指定地点,且战败投降对日本是一次亘古未有的巨大冲击,日本政府也需要一个引导社会转向的时间,且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来迎接盟军的进驻。此外,河边对另一个问题也十分敏感,那就是盟军会不会要求天皇到投降仪式现场签署投降书,如果盟军真的如此要求,又该怎样推托和应对。好在,盟军最后只是要求日本政府和军队派出代表而已。 熬过了这个最担心的问题,河边只觉一身轻松,似乎再带回什么苛刻的要求都是胜利了。 这次会议在半夜两点钟结束。河边回到美军安排的住处,发现对方在招待方面无可挑剔,竟然还有洗浴设备。可能是为了应付马尼拉的酷暑,在河边房间的桌子上还放了一把日本折扇。河边在为《每日新闻》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发现那把扇子上居然还有题字,而那题字竟然是“君辱臣死”…… 一度严肃无比的格言,此时却显得极具讽刺意味。 第二天上午十点,会议继续进行。美方确定的登陆时间是8月26日,这一点日方认为没有异议(实际上第一批登陆美军是28日到达日本的)。日本签署正式投降文书的时间被定在8月30日(实际晚了三天,在9月2日于密苏里号上实行)。盟军向日本出示了受降文书的稿本并向已经投降的日本发出了第一号命令。 这第一号命令内容大体包括: 1、确认(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要求; 2、日本帝国军队无条件投降; 3、日本国及日本公民终止一切敌对行为,并不得损毁军用/非军用财物; 4、(日本)陆海军及政府官员不得随意离职; 5、天皇帝国政府及其后续者履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要求的具体措施; 6、保证盟军战俘及被扣押者的释放和保护; 7、天皇及日本帝国政府的行政管辖权被置于盟国最高司令的管制下,以完成执行波茨坦各项要求。 20日下午一点,河边一行带着这样的洽降结果,乘机离开马尼拉返回伊江岛。日本帝国的洽降过程到此告一段落。其间,麦克阿瑟将军并没有亲自接见使团,而是让参谋长萨瑟兰中将处理这一事务。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河边的使命至此仍未算结束。20日下午洽降使团乘坐的飞机到达伊江岛。此时,在东京的日本政府急切地等待着洽降结果,而这样重要的文件又不能用电报播发。因此河边决定使团不顾天晚,仍然乘来时使用的一式陆攻机连夜飞回东京。 故障频出的联络机也显示了日本当时的状况——帝国已经基本崩溃,连最起码的维持都做不到了,战败投降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此时,那两架飞机又出了状况,其中一架因为故障无法起飞,修复它需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河边决定不再等待,立即带领使团的全部重要人员乘那架可以飞行的联络机出发——厚木航空基地没有夜间作战能力,他认为返回途中夜色会避免可能发生的袭击,所以无需再兵分两路。 河边这个决定险些给使团带来灭顶之灾。深夜零点左右,飞行到纪伊半岛附近时,驾驶员须藤大尉忽然报告飞机燃料不足,已经不足以飞到木更津基地。深夜之中,导航员也无法找到附近可以迫降的机场。此时,选择须藤作为驾驶员的正确性体现出来。这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在天龙川入海口实施了水上迫降,飞机着水后滑行到岸上,全体人员和文件都得以安全地保存下来。 这次事故的原因一直没有查明,有说缘于机体老旧漏油,有说是伊江岛美军加油时把升和加仑弄混了造成加油不足,但……这实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21日上午,狼狈不堪的河边一行终于赶到了东京的首相官邸——他们在脱险后先找了一辆卡车,赶到日军控制的浜松基地,在那里又找到一架飞机,用最快的速度飞回了东京。简略汇报后,河边便和日本原首相铃木贯太郎一起,赶到日本皇宫向天皇汇报洽降经过。 也是在这一天,日本全国的灯火管制取消了。帝国低下了头颅,战争的阴影,终于从这最后一个法西斯国家的天空中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