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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问要建立在“感通”和“修行”基础上

http://www.newdu.com 2017-08-24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人世间有许多的东西,一开始看来,似乎很好,也很吸引人,然后,你会对它产生一种想象;可当你越接近它,越深入,常常会发现越不是这么一回事;等深入到一定程度时,你就可能深陷其中,再也出不来了。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学问”,学问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陷阱,不知道有多少人陷进去,这辈子就再也爬不出来了。
    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一般学者所说的“反智论”,只是想要提醒大家,这里头的的确确有很大的陷阱。如果你知道这个陷阱,因此戒慎恐惧,步步为营,那么,你就可能在“学问”里面获得益处,否则,你不明就里、傻愣傻愣地一头栽进去,稍不小心,就可能掉到无底深渊,从此万劫不复了。
    一、学校待得越久,暮气越重
    这几年来,台湾大学每年差不多都有一个学生自杀。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往下蔓延,台湾最牛的建国中学(也是马英九的母校)这几年也几乎每年自杀一个。每年自杀一个,当然跟学问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可是,为什么恰恰是台大、恰恰是建中,而不是其他学校呢?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大学当然也属于高危险区。所谓高危险区,不是说北大的学生可能会去跳楼,而是相较起来,北大学生的心理更容易出现问题和障碍。老实说,北大处处都是聪明有才情的人,可是,能够活得自在安然的,却不算多。换句话说,北大人的聪明与才情,常常是妨碍他们自在安然的关键原因。
    古人有一句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太聪明的人,有时候特别执着,一旦特别执着,就任谁都救不了,为什么?因为他聪明,所以会有一套很完整的自圆其说的说法,你怎么样都说不过他,也动不了他;然后,你就会看着他把自己给团团困住;最后,他种种的说法、一道道的防线,简直就成了铜墙铁壁。这铜墙铁壁本来是要防御别人的,到最后,却会把自己困死在里面。
    自己是否也属于这种高危险群,检验它的标准是:自己会不会老强调“真理”,总觉得自己是“择善固执”;自己会不会太爱说理、太好争辩,说理时,是否滔滔不绝;争论时,是否容易动气,一旦滔滔不绝又容易动气,时间一久,你的生命状态大概就会慢慢变化了。一般来讲,在大学里面,尤其在北大这种好说理、喜争辩的地方,本科生脸上都还比较干净,比较清爽;到了硕士生,就开始有点暮气;到了博士生,暮气就更重了。换言之,北大是一个容易让人有暮气的地方。如果有暮气,就很麻烦。今天的学问,为什么会搞到这个地步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做学问时,生活已失去比较有朝气、有兴发力量的那样一个状态了。
    我们在这种地方过生活,但凡认真的好老师,都巴不得我们一天可以读书读十六个小时,越用功越好;最好就整天窝在图书馆、研究室或实验室。可很少有老师想办法让我们活得更有力气、更有朝气,也更能意兴扬扬。中国文化很强调的一个字眼叫做“兴”,孔子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那个“兴”字,我们在这样的学校里学习,几乎没办法培养这个“兴”字。生活如果没有这个“兴”字,待得越久,暮气就会越重。
    

二、学问跟生命是脱节的状态

所谓教育,不是要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吗?可是,我们在今天的大学里,却很难变得越来越有朝气,反而会开始暮气沉沉。那么,这样的教育,是不是根本就出了问题?正因如此,此前我才会提出,必须要把所有中国学问的学科,不管是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甚至中国美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医药大学,只要跟中国学问有连接的这些东西全部撤出大学,另外成立一个学问系统。中国的学问,原本是要让人兴起、让人有朝气的,但是,只要继续留在大学里面,跟大学这个体制美其名是融合,实际上是一定会被异化,最后,就会在这个机制里面不断地被消磨,中国学问那个“兴”的特质就会完全消失殆尽。
    这其实就是现在大学体制的“病灶”,这“病灶”,就是我们的学问与生命是处于脱节的状态。为什么会脱节呢?因为今天我们所求的学问,学校都教我们要客观,要冷静分析,不能有自己“主观”的想法。于是,我们在做这种学问时,生命会被抽离开来,只剩一个干枯的大脑在学院里面搏斗,其他的感官则全部被搁置,只有一个大脑被极致地发挥,我们的生命便迅速地陷入一个失衡状态。在这样的系统里,只要你大脑够发达,其他的东西有没有都无所谓,于是,我们就开始会对旁边的事物一天天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此一来,你的生命要如何“兴”得起来?
    不只是北大,也不只是大学,其实这种教育方式已彻头彻尾贯彻到我们的小学。我们总不断地强调对知识的追求,可我们的教育里面都没有教学生怎么样对旁边的事物有感受,更别说还要有能力感受得精准,感受到可以进入那个事物的真正状态,用《易经》的说法,叫做“感而遂通”。我们所有的学习里,都没有这一块,没有人教你好好地看一朵花,好好地感觉旁边的声音,好好地体会旁人的感受。他不断地在教你知识的建构,知识的组织;你不断地在分析,不断地在思考,不断地在思辨,不断在想有没有符合逻辑,你的论据是什么,你的知识有没有硬伤。他不断地在讲这些东西,可是,你生命的感觉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跟你讲。
    到最后,我们整个学问就彻底被异化,这异化导致即使是生命的学问,也变了味。每读一本经典,他们总要教你有多少版本,有多少解释,讲《老子》,就开始要教你老子的形上学、宇宙论,讲得天花乱坠。问题是,我们学这些干嘛?!我们知道老子的形上学,到底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不幸的是,我们所有大学都在教老子的形上学。
    
    我们为什么学老子的学问?不就是为了获得智慧,让我们日子过得好一点。我们之所以读老子,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有能力化解事物,能够活得自在,能够慢慢产生一种通透的能力!但现在教这些版本问题、讲那些形上学,好像都跟这个沾不上边!
    今天学院的整个分析系统,从一开始,就逼你得离开生命,去“客观”地谈许多跟生命不太相干的问题。这样子做学问,难怪越做离生命越远,最后当然会搞得自己很不痛快。
    千百年来,《论语》《老子》《六祖坛经》这些经典之所以能留下来,是因为后人不断地受这些话语启发,不断地被这样的大生命给打动,但今天学院里很少有老师问你,读了这句话你被打动了没有,他们几乎都不教你要被感动,而是教你要越冷静越好,这样才能把学问分析得最好,才可以顺利拿到学位,也才能够写得好论文。事实上,这样的学问是违背人性,是和我们的生命相冲突的。就生命的学问而言,这其实是种伪学问,除了这,还另有一种真学问。我们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做了一辈子伪学问,最后还告诉人家这才是真学问。
    曾有记者采访我,后来刊出的题目就叫做《我们太缺乏一门叫做生命的学问》,我喜欢这个题目。采访时,她告诉我,在复旦读研究生时,只有一门课让她受益最深,那一门课的老师每次上课,就让大家只是读经典,读得很慢,不作任何学术分析,然后问大家有什么感觉。后来我问她:“这门课学校允许开吗?”她说,那个老师似乎跟学校搏斗很久,学校基本不赞成。我说,这个老师有办法升等吗?结果她说,那个老师已经放弃升等的念头了。我心想,这个老师怎么那么特殊?结果她告诉我,这个老师是南怀瑾的学生。
    老实说,这样的教法离最根本的受益,当然还有一点点距离。但是,我觉得这位老师还是很了不起,他身在学院,能不纠结于学术,能不光谈道理,而是直接诉诸学生的感受,这就不容易了。
    

三、中国学问先建立“感通”和“修行”

今天学院谈的中国学问,一来纠结于学术,二来又老爱说道理。事实上,很多事情不是道理懂了,问题就能解决了。中国的学问,除了说理,向来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环节——修行。“修行”一词,若用儒家的话语,就是修身。《大学》里面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论语》里,讲来讲去,也都在讲修身。
    修身首重真切,只要不真切,身就修不了。因此,《论语》里有几次孔子批评子贡,都是因为子贡爱说大道理,不真切。但是,中国的读书人,越到后代,越爱说大道理,口气也越来越大,譬如最有名的宋代张载四句教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年轻时读,佩服得不得了,简直要五体投地。而今有了一点阅历,有了一点生命实感,就难免要感慨:亏你说得出来,你做得到吗?事实上,什么是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是:做不到的,就千万别说。在中国的学问里,做不到的,你又偏爱说,那就叫“戏论”。
    今天我们的大学里,就弥漫着戏论。这不只是因为整个源于西方的学院体制,这种体制本来就有主客对立、理论与实践落为两截的根本问题,其实也是因为中国从宋代以后,读书人就不断有一堆戏论,尤其那些越正经、越严肃的儒者越爱说戏论,老是讲一些自己做不到的话。
    翻翻《论语》,就会发现孔子不爱标榜,不谈戏论,他所讲的志向,都是可以操作的,很具体,很平实,像家常菜一样,这正是孔子了不起的地方,这也才是真正生命的学问。反之,那种听起来伟大得不得了的东西,多少都有假相;乍听之下,很迷人,但久而久之,人就会异化。所谓学问,必需要接地气,回到我们具体的情境,回到具体的感受。因此,我们读书得要有种警觉:我读这个东西干嘛?我去讨论宇宙论,去争辩形而上学,这跟我的生命真的有多大关系吗?我们时时刻刻得要检查:读了这个东西之后,生命的状态到底有没有比较安稳?
    
    今天整个学问的体制要重新澄清,我们今天强调大脑的这种学问体制,是建立在西方思维强调逻辑客观、强调科学论证的体系上的。但中国的学问不是这回事,中国学问要先建立在“感通”和“修行”基础上。
    修行其实很具体,孔子在《论语》里面讲他的修行法,譬如说“孝”,孝顺与修身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孝首先是先感通父母亲的心意,你在家里要学会察言观色,对父母亲的状态要能够随时感觉得到。
    中国人对父母亲的感通,如果继续往上追溯,就会牵扯到祭祖的问题。《论语》除了礼、乐,最强调祭祀。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到现在还认为,祭祀时早晚拿三柱香是一件很愚蠢、很愚昧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不知修行为何物。今天我祭的是祖先,我拿三柱香的时候心里面就是想念着,感通着祖先。如果我祭祀的对象是天地,我就是在感通着天地。能感通到甚么程度,是一回事,可最少在那一刹那,整个人是在一种虔诚的、平静的状态,这就是中国人的修身。
    中国人透过祭祀,透过礼乐,透过种种的人伦关系,慢慢培养自己“感而遂通”的能力,这既是修行,也是大学问。因此《红楼梦》说,“世事洞明皆学问”。准确地说,这种“感而遂通”,就是《大学》所说的“格物”,当你的感通能力越强,眼力越够,你跟事情就越不会隔阂。当我们对事物没有隔阂,就可以深入到事物的最核心,然后就可以进入《大学》所说的第二个阶段,致知。
    
    致知是在格物的基础上,把所格的物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当你可以说出所以然之后,你的感悟就可长可久,不容易迷失,也不容易异化。当有了格物的基础,有了修行的基础,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知道这么一个所以然,你就会做的心安理得,堂堂正正,这样的学问就可以让你越走越稳。所以,真正的学问是养人的。真正的学问是让一个人越来越有朝气,不会让你越来越有暮气。当你觉得暮气沉沉,那是你的学问的体制已经出问题了。
    人世之间,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养人的。有个年轻朋友跟我说,他现在住在北京鼓楼附近,二环内,房子很小,小到连一个写书法的地方都没有,当然也没有卫生间。但他十年来搬来搬去,却始终住在二环内,这是因为住在那个地方他觉得特别养人,那地方特别有生活气息。在那个地方走,你会感觉到历史底蕴;在那个地方,你跟旁人的互动状态几乎跟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北京人的状态没有太大改变。可你如果住到四环、五环,或者更外面,只见高楼林立,走在街上,但觉一片荒凉,感觉不到一点点人的温暖。那种地方是没办法养人的,那种地方你待久了,会觉得无趣得很。
    这就好比广州的一些新区,马路很宽,人行道也铺得很好,但总觉得没有情味,无聊死了。可一到老广州,虽然许多人行道忽宽忽窄,破破烂烂,走着走着还窟窿一个,可我觉得老广州太有意思了,随便走走,那种南国繁茂的气息,充满了情味,这种地方是可以养人的。事实上,我们的衣食住行,跟人来往,包括听的东西,看的东西,读的书,做的学问,追根究底,不就是为了要养人吗?
    如果读书读到后来,不仅养不了人,反而伤人,那么,除了是工作所需,确实万不得已之外,真是不读也罢。学问这事,本来就充满了误区。当我们明白了这些误区,知道要跨越过去,知道时时刻刻拉回到学问的原点,那么,我们的生命状态,才会因为你的学问而越来越饱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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