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梳理“一二八”抗战时期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看法:
     1蒋介石在“一二八”战事爆发后，和汪精卫一起主导了国民政府对日策略的重要转变，放弃了此前“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转为“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方针，这标志着耻辱的不抵抗主义基本告终，而中国国民政府主导的局部抗战阶段就此开始。
     2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主持制定对日作战方略、妥善调整各地军事部署，并抽调精锐部队支援十九路军，在近一个月中成功阻遏了日军的多次攻势。在日军于淞沪战场取得局部胜利后，蒋介石又制定了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并在上海周边投入了大批军队，最终迫使日军接受停战撤退回国。
     3蒋汪合作制定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策略方针，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层虽已不甘于向日方不断作出一系列的屈辱让步，决心以武力抵御侵略。但受制于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这种政策更多表现为一种国力不足状态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应付手段，最终也难以有效阻遏日本的侵略活动。
     4在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下，蒋介石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直以来，史学界对该方针的评价多为负面，甚至视其为对外妥协投降的同义语。但梳理史料可以看到，这一方针的提出，与当时复杂的历史状况息息相关。对此方针的内涵和实际执行状况，仍应以史实为依据细加分析为妥。
     值得注意的是，蒋氏对该方针中安内和攘外何者优先的实际运用往往以内外患的烈度为转移，“一二八”抗战期间，蒋氏虽仍坚持剿共方略，主张“不安定不能抗日也”。但为应对日本在上海发动之战事，仍然抽调其驻扎在江西的部分剿共部队转移赣东浙江，并陆续将其投入抗日战场。他还一度考虑“如果局势紧张，或不能不放弃剿匪计划”(《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46、154、223页)。反映出他虽坚持反共立场，但在国家危亡关头，仍能以卫国为重。这也为其最后与中共逐步和解，共同抗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