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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月，金日成亲自率团访问苏联和东欧，收获并不如愿。东欧国家都强调自身的困难，不愿再增加新的无偿援助，只有东德，经过反复商讨，答应从以前援建咸兴市的剩余资金中，拨出1800万卢布作为无偿援助，用于向朝鲜提供日用品。罗马尼亚同意借款，没有确定数额。还是苏联慷慨一些，但只答应提供3亿卢布无偿援助，并取消5.7亿卢布的债务。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冷漠，一方面是出于经济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朝鲜的不满。苏联大使伊万诺夫（V.Ivanov）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56年4月）的文件表明，朝鲜“在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没有放弃建立自己的闭关自守的经济，也没有关注进一步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联系以及他们之间形成的劳动分工的问题”。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金日成在洋洋万言的总结报告中，对于经济恢复时期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大规模无偿援助，竟只字未提。 在困难时刻，金日成当然不会忘记向中国求援。朝鲜代表团自欧洲回来后，便开始进行准备。8月初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与中国使馆会谈后，起草了关于请求中国提供援助给朝鲜政府的建议。大使乔晓光估计，金日成将率团出席中共八大，届时会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援助的问题。同时，朝鲜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交了1957年商品供应协议草案。根据该协议，中国将向朝鲜出口商品2亿元，而朝鲜出口中国的商品仅4000万元，其差额未作说明，但给中国人的感觉是朝鲜政府有意请中国一笔勾销这个缺口。8月21日金日成在与乔晓光会谈时提出，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朝鲜政府无法满足居民的物质需求，因而请中国继续给予援助。然而，几天后发生的劳动党八月事件，导致中朝上层关系急剧紧张，金日成决定不再前往北京出席中共八大。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召见正在出席中国八大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崔庸健，严厉指责朝鲜党迫害持不同政见的干部的做法，还派彭德怀（米高扬陪同）去平壤，迫使朝鲜劳动党撤销八月全会的决议。其结果，中国对朝鲜提供援助的问题自然也提不上议事日程了。尤其是11月朝鲜提出请联合国出面调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建议后，毛泽东更加不满，认为朝鲜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要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显然，此时朝鲜很难指望再得到中国的援助。 1956年9月朝鲜要求中国第二年再额外给予5000万元的无偿援助，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朝鲜不得不取消事先商议好的金一副首相访华的安排。在关于1957年贸易的谈判中，中国也没有满足朝鲜关于提供粮食的要求。朝鲜坚持要中国供应20万吨粮食，而中国只答应给9万吨，后经反复谈判才同意提供15万吨。11月28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抱怨说：周恩来不久前召集人民民主国家的大使，讲述了国内状况，表示中国在“二五”计划结束前无法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任何新的援助。因此，朝鲜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查1957年的计划，并将被迫压缩建设资金，减少购买中国的焦炭和煤气。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只得再次转向莫斯科。金日成请求苏联在1957年额外援助棉花1500吨，并帮助解决该年度3100万卢布的财政赤字。金日成一再强调，“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或许是考虑到上述情况，劳动党中央1956年12月全会决议宣布，三年计划的资金来源不少是靠兄弟国家的帮助，而“一五”计划将主要依靠国内资源。 朝鲜的态度打动了莫斯科，加上东欧危机已经过去，苏联开始转变了对朝经济援助的态度。1957年2月苏共中央批准了1957年苏朝贸易协定和向朝鲜无偿供货协定，除了按照协定向朝鲜供应大量机械设备、工业材料和其他物资外，苏联还决定在1957年的出口额度之外再向朝鲜发送4万吨小麦，并同意接受朝鲜提供的10万吨锌精矿、3.5万吨碳化钙及额外的5000吨独居石（磷铈镧）精矿（朝鲜富余但苏联并不需要）。为了进口朝鲜货物，责成苏联财政部和苏联内务部于1957年第一季度向外贸部划拨500公斤国产黄金以兑换自由外汇。苏联还同意将1949年双方签订的商品流转和支付协议的有效期延长至1957年，同意金日成的特别要求——提前使用5000万卢布的无偿援助。此外，为了满足朝鲜请求的额外援助，苏联政府同意按照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从朝鲜进口商品。 五年计划期间（1957-1959） 1957年上半年，中朝关系仍然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苏联新任大使普扎诺夫（A.M.Puzanov）4月10日通报，朝鲜将于5-6月完成五年计划的制订，金日成表示将把计划草案交给苏联和中国，以听取意见和协调相互责任。乔晓光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未必能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追加援助。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于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其目的是前往学习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中国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告知这次访问只能安排在7月进行。朝鲜领导人还不断向苏联人抱怨，与中国大使难得见面，也很难相处。不过，从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对朝鲜的态度开始转变。从平息非斯大林化引起的思想混乱，到协助苏联解决东欧危机，中共作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开始参与处理社会主义的欧洲问题。特别是在苏共六月“宫廷政变”中支持赫鲁晓夫，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后，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和作用愈加突出，毛泽东的感觉也越来越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和苏共已经成为平起平坐的领导者，毛泽东也有意在这方面负起责任。 1957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新任驻华大使李永镐（LeeYong-ho）时谈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更加团结起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还表示“我们要和朝鲜继续合作，加强团结”。金日成对此有所感觉，并立即做出反应。7月初，朝鲜劳动党在继续揭露和批判1956年8月“反党小集团”的同时，却决定释放朴一禹，并同意让他回到中国。在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崔庸健坚持不能释放朴一禹，认为这将是对叛逃分子的鼓励。但金日成力主或者给朴安排工作，或者让他回中国去。金日成强调，“中国同志一定会相信朝鲜劳动党中央，而不是个别不满的人”。随后，朝鲜决定8月底派代表团前往中国，商讨“一五”计划和双边贸易的问题。 朝鲜代表团7月底到莫斯科商谈五年计划时，曾提出希望苏联同意延期归还将于1961-62年到期的2.4亿卢布的贷款，遭到拒绝。苏共领导人对朝鲜这样层层加码的援助要求已经感到厌烦，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指出，朝鲜的计划不现实，速度过快；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必须偿还贷款并按期支付利息。赫鲁晓夫说，让金日成偿还贷款，否则不再提供新的贷款，我们的原则是“要算经济账”。遇此挫折，朝鲜人对中国会给予多少援助也没有寄予希望。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表示，过去曾向中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一次我们力求减少。于是，朝鲜希望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保持低调，在访问计划中没有直接提出援助问题，甚至要求不公开活动，不发表消息。然而，朝鲜人又一次得到意外的收获。 1957年9月13日至10月6日，以金一为团长的朝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对朝鲜的五年计划，中方总体上表示赞同，但认为增长速度定得过快（高于中国“一五”计划水平），农业投资不够（年平均投资低于三年计划），积累率和投资率过高（按同样价格计算远高于中国），消费水平也显得目标偏高（超过中国1962年水平）。中方代表通过讲述中国的经验，间接地就这些问题向朝方提出了建议。在贸易方面，中方确定的方针是：根据双方需要和可能的原则，在物资供应上帮助朝鲜解决困难。据中方估计，1958-1961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超将达到人民币8000万到1亿元。其差额中方决定不再以无偿援助或贷款的方式解决，而是尽可能进口一些中国并不急需的朝鲜物资，以促进朝鲜自身的生产建设。由于中国“二五”计划尚未确定，故这次只商谈1958年的贸易问题。对于朝鲜最关心的几项物资，中国都尽力予以解决。如煤炭中国1958年计划缺口在600万吨以上，但还是完全满足了朝鲜的需要（87万吨）。硫磺中国自己也缺，橡胶还要靠从国外进口，也都满足（硫磺）或基本满足（橡胶）了朝鲜的需求。只有棉花难以达到朝鲜的要求。中国连续两年未完成棉花播种计划，因此打算1958年从苏联进口几万吨棉花。这样，对于朝鲜要求供应的棉花（12000吨）、棉纱（1500吨）和棉布（1000万米），经过反复谈判，中方最后答应提供的只有8000吨棉花、500吨棉纱和500万米棉布。至于进口物资，水泥、漂白粉、硝酸铵三种大宗物资，以及黑铅等，中国实在不需要，且无法转口，故不能接受。除此之外，尽量接受了朝鲜的货单，如中国的碳化钙已经过剩，而朝鲜要求出口3万吨，最后还是接受了8000吨。朝方对谈判结果感到满意，认为“基本上解决了要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在实际执行中，中国又做出一些让步，如对贸易差额的处理。因中国无偿援助的款项到1957年已经用完，而朝鲜能够向中国提供的物资很少，故此前双方贸易额有限。为满足朝方需要，除提供一般物资贷款外，中国采取了扩大贸易的积极措施。中朝年度贸易总额1957年仅5601万美元，1959年即猛增至11584万美元，翻了一番，1960年更达到12037万美元。而中国对朝贸易年年出超，1957-1960年共计6229万美元，这些差额最后基本上都由中国用贷款的方式解决了。 为了彻底改变中朝关系，毛泽东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见金日成，当面承认1956年中共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并建议金日成赦免那些逃到中国的干部，然后接受他们回国。金日成表示“朝鲜已经不需要这些人了”，毛泽东则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人反对朝鲜。为了解除金日成的后顾之忧，毛泽东还主动提出将志愿军全部撤退回国，并准备派周恩来亲自前往朝鲜安排。最后，毛泽东表示想亲自去朝鲜访问，金日成立即说，他将组织最盛大、最热烈的欢迎仪式。后来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毛泽东的谈话“十分亲热、友好和坦诚，我们对此非常满意”。 在这样的气氛中，中朝携手迈进了1958年。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朝鲜则仿效中国开展了“千里马”运动。朝鲜先后派出4个专业代表团到中国考察和学习，主要报刊也不断介绍中国“大跃进”的情况。8月3日以李周渊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访华，行前金日成指示他们，要“认真学习，细致研究，把学到的经验带回朝鲜”。在为时月余走访近100个企业、单位后，代表团感触颇深，认为“中国的大跃进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它将扭转全世界的历史”。接着，朝鲜报纸开始发表社论，批判保守主义，提出“钢铁和机械是工业之王”的口号。同中国一样，朝鲜也开展了除四害、消灭血吸虫的全民卫生运动，在工业建设中大力提倡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全民大炼钢铁，在农村全力推行合作社合并，大办公共食堂。金日成号召全国“继续苦战1-2年”，并说：“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再斗争4-5年，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随着双边关系日益密切而不断加大力度。1958年2月周恩来访问朝鲜期间说，中国可以继续向朝鲜提供棉花，每年1万吨是有可能的，还主动问朝鲜需要多少焦炭，并答应考虑给予满足。周恩来还提出志愿军撤出之前可以帮助朝鲜人民军修筑工事，并建议中朝合建云峰水电站，中国可以先行垫付朝鲜的投资（金日成接过话题说，按照日本人的资料，在鸭绿江上可以建设三个水电站）。回国后，周恩来吩咐外交部马上落实上述事项。周恩来的态度对朝鲜是一个鼓励。6月初，朝鲜提出请中国再援建一个纺织厂和两个纸袋厂。根据周恩来和陈毅的指示，国家计委立即邀集有关部门协商，并很快做出答复：中国同意援建这三个工厂，以无息长期贷款的方式（自1961年开工后起10年内还清）。接着，朝鲜方面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