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接枪连发九发，发发击中目标。蒙哥马利回国后说：“这要成为我们军事家的一条禁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
     在北京某部队的射击表演场上，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接过一支半自动步枪，瞄准、射击，钢板靶应声倒下。随后，蒙哥马利又把枪递给旁边陪同其参观的一位中国将领杨勇。杨勇没有客气，举枪连续射击，九发子弹，发发中靶。于是一个是二战时欧洲联军总指挥、英国元帅，一个是朝鲜战争后期的志愿军总司令员、中国上将，互为对方精湛射击技艺而表示诚服。蒙哥马利元帅回国后，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
     此时，杨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他是叱咤风云的沙场骄子，他是慈爱严厉的父亲，他是璀璨夺目的将星，也是被后人奉为楷模的国家功勋。
     古老的浏阳河畔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景色如画，风光旖旎；这里也是一片不屈的土地，受河水恩惠的人民在受尽剥削压迫后，毅然拿起武器，向反动势力发动反击……
     1912年9月29日，杨勇出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浏阳县南乡清江村度过他的童年。虽然家境并不富裕，全家还是把杨勇送进小学去读书。
     当时正是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和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当地党组织的教育，农民运动的洗礼，使杨勇从小就接受了革命的思想，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中。1926年下半年，他被选为区农民协会组织的儿童团队长，和农民自卫队一起参加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他参加浏阳工农义勇军和农民攻打长沙的壮举。革命转入低潮时，杨勇被迫离家出走，到处寻找党组织。1930年2月，经县委介绍，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逐步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已成为红四军十团政委的杨勇在团长牺牲的情况下指挥十团浴血奋战，和兄弟部队一道，完成了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的任务。随后，跟随毛泽东踏上更艰苦漫长却更有希望的征程。
    突破四重封锁，战湘江，浴血夺关津。
    赤水娄山飞渡，血染土城滨。
    草地雪山横越，塞边枫，耿耿赤诚心。
    辟创中兴业，只研朱墨赞忠魂。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北平城卢沟桥淹没在激烈的枪炮声中。
    平津告急！
    华北告急！
    ……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
     炎黄子孙们吹响了号角，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抗日的大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勇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
    烽火芦沟，平型关前，百战建功。忆吕梁山畔，几番奏捷；汾离路上，三战告成，保卫陕甘，近敌回撤，草木皆兵贼胆惊。
     敌羞恼，复致书麾下，一决雌雄。关山飞渡若风出敌后，挥师太行东，更梁山脚下，聚歼虎狼；潘溪渡口，伏击蛟龙。泰岱云翻，东平湖荡，不斩狂胡心不平。
    且把酒，向黄河碧浪，酹祭精忠。
     解放战争中，杨勇打出冀鲁豫，跃进大别山，驰骋中原，会师淮海，全歼黄维兵团，突破长江，进军西南，身经数百战，所向披靡，歼敌数十万，解放大片国土，为推翻蒋家王朝，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令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惊讶的是，自己在战场上的直接对手只是一名年仅36岁的年轻军人！
     1952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直接指挥下开赴朝鲜与朝鲜军民一道顽强地抗击侵略者，使战争格局大变，美军被一步步赶回三八线，并迫使他们同意谈判解决朝鲜战争。从1951年7月开始，朝鲜战争就形成了边打边谈，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十分复杂的斗争局面。1953年6月，骄纵的美国人和李承晚集团突然无理中断谈判，使情况更加微妙。
     杨勇正是在这种微妙的形势下被任命为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前往朝鲜战场的，他受命组织指挥金城以南地区的进攻战役，以给敌人新的打击。7月13日夜间，志愿军和人民军发起战役，历时14昼夜，歼敌5.2万余人，拉直了金城南战线，收复失地148平方公里，造成了停战后的有利态势，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1955年10月，杨勇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1957年，任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在朝鲜期间，十分尊重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同志，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忠实地履行了党和祖国人民赋予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共同的斗争中，与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8年志愿军离朝时，金日成亲自送行，平壤市30万群众载歌载舞，依依惜别。他们回到北京时，首都人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总理亲临车站迎接，回国后又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杨勇也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军事将领。
     杨勇从朝鲜回国后，被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次年10月，又担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从此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工作中。他一贯重视军事训练，重视培养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七年中，他抓机关整肃，七载兢兢业业换军区新颜；深入基层，走遍晋南燕北鞠躬尽瘁。杨勇组织开展的全军区群众性大比武活动，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赞扬。从1965年初开始，杨勇又受命成为数十万北京地铁工程建设者的总指挥，为北京市的现代化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
     杨勇报告主席：这伙人强行冲击军区司令部，我采取了适当防卫措施。毛泽东幽默地补了一句：“我们就把它当作一次防突袭演习吧”
     1966年，正当年轻的共和国经过17年的求索、拼搏、不断地总结经验而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一场令人头晕目眩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了华夏大地。大批从长征中走出来的将军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已成了这场“风暴”的扫荡目标。
     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也保政权，林彪副统帅说过：“我对有些大军区还总不放心，他们不听我的话，北京军区、武汉军区尤其严重……要用‘文化大革命’解决这个问题……”
    生性耿直、作风正派、嫉恶如仇的杨勇司令员也确实做了几件让林副统帅很不放心的事：
     60年代初，林彪刚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曾暗示军队高级干部撰文吹捧他，一些干部迫于形势写了“颂德信”，而杨勇却写了《作战中的四个问题》交卷，冒犯了林副统帅。
     1965年初，正当贺龙、罗瑞卿、杨勇他们把群众性练兵运动推向高潮时，躲在暗处窥视的林彪跳了出来，指使其妻叶群搞了一个广州军区红一连的所谓“调查”报告，全面否定这次练兵的成就。公然提出了“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谬论。面对这样的压力，从1月中旬到2月底，由杨勇主持召开了北京军区常委会、党委会和党代表大会，在杨勇和政委廖汉生等的坚持下，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写了：“1965年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保证生产、训练不退下来。”就是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反复批判杨勇对抗林彪指示，在北京军区以军事训练来冲击政治的所谓“一个突出，两个不退”的罪行。
     1966年初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在林彪等人的阴谋活动下，给1964年的大比武定了“方向性错误”的结论。杨勇不但没有及时反省“错误”，而且在军区会议上婉转地否定了关于大比武的结论，同时告诫下面的同志要慎重对待肃清罗瑞卿同志的所谓“错误”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