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卑鄙的是他们还千方百计地诱逼杨勇自杀。他们把杨勇关在五层楼上，撤去哨兵，窗户大开，桌上摆上绳子和整瓶的安眠药。每当杨勇对这种逼供和折磨抗议时，总会有人暗示说：“受不了，你可以死嘛。”有一次，连续几天几夜审讯，杨勇实在熬不住了，就对他们说：“好吧，你们拿纸来，我按你们的要求交代，可得先让我清醒清醒……”话没说完，杨勇已经倒在椅子上打起呼噜来，整整睡了一天。专案组来催材料时，杨勇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真可谓“严刑何所惧，浩然正气来”。专案组的人气得暴跳如雷，罚杨勇站了16个小时，看着这些人变形的嘴脸，杨勇硬是紧咬牙关坚持着，不低头认错，结果弄得腿涨脚肿，连鞋子也穿不上，在这样的折磨下能活下来，除了坚定的信仰外，还必须有能够战胜自我的勇气和豁达。杨勇是威慑八方的将军，但他也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最普通和乐观的凡人。环境再不好也吃得下，睡得着。有时，专案组的人折腾到半夜，全溜号吃夜宵去了，把杨勇一个人搁在那儿自我反省“问题”。杨勇可不管那套，专案组的人前脚走，他随后也跟着去了。他对专案组的责难反驳说：“你们能吃，我为什么不能？你们审我是加班，我干了一天活又受你们的审也是加班，夜餐我也得吃。”噎得那帮人哑口无言，只会干发脾气。
    将军不是文人墨客。自杀，也不属于曾历经无数死亡和挣扎的战士阶层！
     1970年2月，邯郸裴堡农场生产连突然召集紧急会议，指导员对全连官兵说：“受上级命令，我们全连在看守一个叫‘老杨’的‘三反分子’。老杨是个大黑帮，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有严重问题的右派。我们与他斗争了好几年，都没能使他认识自己的问题，这足见其反动立场的顽固性……因此，把他下放到我们连里进行劳动改造，一边劳动一边继续作检查。”指导员讲完后，一位上级保卫部门的代表向全连宣布了不准单独与老杨接触；不准老杨单独活动；不准他邮寄信件，要寄必须通过上级党委；不准暴露部队番号；不准私自将报刊和有关文件给他看等“十不准”。而且扬言“如果”谁违犯了这“十不准”，要受党纪军法惩处。
     就在动员会召开的同时，被称为“老杨”的杨勇正坐在一辆驶往裴堡农场的北京212吉普车里，当然还有随同前往的专案组的各色人物，这些人坐满了好几辆小轿车。杨勇望着窗外移动着的华北平原，禁不住思绪泉涌：
     1946年初，为了使蒋介石政府同意“停止对抗，和平建国”的民众呼声，杨勇率部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参与了打退进攻解放区顽敌的邯郸战役，三战定乾坤，打得伪蒋部队人仰马翻，溃不成军。那是一个将帅、一个军人的骄傲……可现在呢？浴血奋战的沙场，却成了25年后的劳改场。人生何其矛盾、离奇！
     刚进入农场的杨勇就感到了一种紧张、沉闷的气氛。他住在一排营房的角落里，单间，对面是专案组的宿舍，房梁连通，纸糊在玻璃上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监视孔。杨勇诚恳地对战士们说：“我是个有错误的人，十几年来脱离体力劳动，这一次是来连队锻炼的。请大家多帮助，有什么问题，也请同志们指出来，我一定虚心接受。”
     会后，一位战士像发布新闻似的对同班的战友们说：“我就坐在老杨的后面，我在他坐的小马扎上发现了两个字——杨勇。这个劳改分子就是咱们的军区司令员。”
    第二天，在专案组人员还在以旅途疲劳为借口蒙头大睡时，杨勇就主动要求随连队下地参加备耕生产。
     看着下手利索，不辞劳苦干活的老杨，战士们都有些佩服。负责监视杨勇的二排长米万贵还小心地对杨勇说了句：“老杨，你慢点挖不要紧的，可别累着了。”
    杨勇高兴地说：“没事，没事。”可汗水把他的衣服都浸透了。
     1970年4月，北京军区保卫部来了个干部，宣布恢复“老杨”的军籍。杨勇听后，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为了争回做一名普通战士的权利，杨勇不知斗争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今天，他可以佩戴上鲜红的领章和帽徽了！杨勇眼中闪烁出更强烈的希望之光。
    这是一个战士对军队的眷恋！这是一个老兵对党的忠诚！
    从此，老杨在战士们眼中再也不是什么“三反分子”了，关心老杨的战士也越来越多了起来。
     看老杨实在跟不上年轻战士们的早操队伍，来二连负责整顿支部的周其谓对连长说：“他这么大年纪了，还跟小伙子们一起跑操，能行吗？”
    从此，连长就派六班的一个战士每天早晨陪他一起散步，就算早操。
    大田里的活很累，连长怕累着老杨，把他安排在副业班。
    杨勇并没有在战士们的照顾下松懈下来，他在副业班依旧认真劳动，还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戴着草帽、挂着毛巾在菜地里锄草。
     在裴堡农场期间，杨勇注意了解战士的伙食、生活训练状况、医疗卫生情况等部队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事后还有人形容说：“将军身遭囹圄灾，犹记当日戍轮台。”
     自然，专案组的干将们亦没有因为战士们的态度发生了或明或暗的变化而放弃对杨勇的迫害，他们仍常来催杨勇交代问题，他们的阴谋活动在其主子彻底垮台以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为了解决林彪集团在全会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全军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杨勇正是在这种“大气候”变化的形势下住进了301医院，他在连队篮球比赛当裁判时摔伤了腿。不久又传出了毛主席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批评。来看望杨勇的人悄悄地把这些“小道消息”告诉了他。这对深受林彪集团迫害的杨勇来说，确实是一个好的转机。
     一天，北京军区有个在运动中受冲击迫害的干部来看杨勇时谈到“华北会议”的情况，劝杨勇向中央揭发原北京军区某些负责人的问题。杨勇沉默了一会儿，却明确表示：“这不行。对他们在最近几年的所作所为，我不清楚。道听途说和自己的揣测不能作数。如果他们确实有问题，组织上一定会查清的。”杨勇停了一下，为避免使那位干部难堪，他又耐心地说：“这几年，我被隔离，谁整我，为什么整我，不能说自己心里一点儿不明白；但仅凭个人的感觉就作为问题向组织上揭发是不行的，心里不踏实。不能因为他们曾不负责地整了我，我就不负责地去整他们。年初我的大儿子小平到邯郸去看我，也提出让我写揭发材料，我批评他不要感情用事，不要看风使舵。他一时接受不了，觉得很委屈。现在，我还是这个态度，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知一说一，知二说二，实事求是。”
    杨勇的态度使来人感到很意外，同时也透析了他那坦荡的心胸。将军就是将军，他一贯坚持抛弃个人恩怨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绝于人民，驾机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1972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批林整风汇报会，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毛主席提名增补杨勇等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7月，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被中央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杨勇愉快地接受了任命。8月1日，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他参加了“八一”招待会，第二天，杨勇的名字正式见报，并以这种方式为杨勇公开恢复名誉。
     1972年8月3日，杨勇正式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杨勇又被中央任命为新疆军区司令员，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在东北，将军身影辉映白山黑水；调新疆，足迹遍布南疆北疆，戍边寓赤子深情。在新疆任职期间，杨勇不顾“四人帮”的高压政策，坚持战备第一、生产第一，成为稳定边疆的中流砥柱。杨勇对南疆铁路、天山公路和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这三项造福新疆千百万人民的基础工程倾注了无数心血。
     在此期间，他又被“四人帮”及其爪牙多次诬陷为“在新疆搞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复辟势力总代表”、“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等等，也曾几次在全国性大报刊上被公开点名。可杨勇丝毫没有退缩，坚决抵住了这股最后的“歪风”，同新疆各族军民筑起了民族团结的钢铁长城，稳固了祖国的西北大门！
    四年冤狱灾，五年戍边情，杨勇表现出了一名军人、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真是丹心耿耿，铁骨铮铮。
    沙场驰骋著勋业，帷幄运筹赖奇方。
    情操永留玉石洁，风范长存军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