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到郑州绥署的进攻命令后，不向绥区司令孙震请示即径往前线，意欲一战成名而取代孙的位置，使孙甚为不满。当赵部被围请求增援时，孙有意使赵栽跟斗，以报赵目中无人并企图取而代之之恨，没有令在附近的整四十一师积极增援，致整三师被歼，赵锡田被俘。胡临聪：《蒋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整三师赵锡田部的被歼》，《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58页。国民党统帅部也因此而指责将领常有封建思想，视其序列以内之部队，为其永远指挥之部队，一旦有所抽调，即顿形不满，或不惜借任何理由以阻挠统帅部之兵团部署，常闻某部队不可归某人指挥，使在同一战场之军队，不能分合自如，形成半身不遂之状态。《剿匪战事之检讨》，第27页。尤其是1946年上半年的整编，因为裁编所谓“杂牌”而影响到作战士气。在整军过程中，同样的军队，“出身经历战绩等等都差不多，而属于所谓‘土木工程系’的军队（指陈诚系统——作者注），不只不被裁编，反而扩充”，“这种不公不平的事实……怎么不会使得国军的精神完全瓦解”。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第286页。
     甚至因为整编而荒唐到了“军官多惧年限失业，以为平匪无异缩短一己职业（退伍有一条可以因需要不按年限者）”，因此作战不积极。《徐永昌日记》，1947年4月18日。此种情形对于部队作战能力之影响甚大。蒋介石过后亦承认，“自从去年部队缩编，许多军官转业之后，现存的部队往往存着一种恐惧的心理，以为自己的部队不知何时被缩编，官佐不知何时被遣散。因为心理的不安，以致战斗精神亦大受影响。”《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1947年5月19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20页。关于军事整编及其对国共双方的利弊得失，请参阅本书第十二章。
     其四为指挥和情报能力低下，对战略战术的理解近于教条与机械。国民党军不少战区主官仍为长期没有实战历练的老朽无能之辈占据，其中明显的例子是刘峙和李仙洲。1946年9月，刘峙轻率下令原为齐头并进、会攻定陶的整三师和整四十七师分别攻击菏泽和定陶，使两部之间的距离拉大，结果为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所乘，整三师全军覆没，刘峙因指挥无能而于战后被免职。1947年2月，守莱芜的第二绥区副司令李仙洲突围心切，率部出莱芜城后，未派部队占据突围路线外侧山地要点掩护，也未派部队留守莱芜以为支持，结果被中共华东野战军于前设伏，于后断其回城之路，而李部位于狭长地段，机动空间有限，不能展开，只能被迫向内收缩，致互相拥挤，队形大乱，无法实施有效指挥。未有多少战斗即迅速瓦解，4万人的部队，不过4个小时即遭全歼，李仙洲及多名高级将领被俘。
     事后检讨，蒋介石认为失败“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挥部署之错误及其怕敌心理所造成”，并训斥负责指挥的王耀武说：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尾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挥，还不致失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4~396页；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9页。在对于战术的机械理解方面，张灵甫可为例证。孟良崮战役打响后，张灵甫为集中兵力，固执于所谓居高临下的优势，将部队拉上孟良崮高地，然而“退守山地之后，饮料断绝，渴不可支，体力渐弱，各种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阵地毫无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岩石，匪方射击威力倍增，人马损害更大，尤以我军骡马及杂役兵夫，受敌炮击惊扰奔窜，引起部队混乱，致使掌握困难，匪军因得自各方渗入。”《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251~253、432~433页。张灵甫最后只能以惨败身亡而结束此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