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十分清楚，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的军事指挥，的确遭到了众多高层当事人的不满和反对。这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被誉为“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一位“用兵如神”的军事统帅面前，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不和谐声音？为什么出现的不是如潮的赞颂，而是恰恰相反呢？难道真的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恐怕不那么简单。相反，它事出有因。一个根本的原因，除了四渡赤水期间，连续“乱碰乱撞”，打了一连串的败仗、窝囊仗，再就是带来了部队的极大消耗和战斗力的损失。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作者：夏宇立，原题：《四渡赤水评价考》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土城作战失利，渡江北上入川受挫。为了摆脱严峻的不利局面，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处的赤水河上，由东至西，由西至东，来来回回作了四次横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渡赤水。
     我们先来回眸其主要经过：1月29日，中央红军退出土城战斗，在猿猴场到土城之间，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开进。2月2日，其右纵队红一军团围攻叙永县城不克，撤出战斗，继续西进。7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集中。接着，进行了休整和整编。由于土城作战的严重伤亡，为了维持战斗力，部队缩小编制。
     2月中旬，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简称，下同）发现川军和滇军分由南北方向压来，留驻不利，决定回师东进，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寻机歼敌。18日，中央红军遂由太平渡、二郎滩开始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重入贵州。24日，进占桐梓。26日攻占娄山关，击溃黔军两个团，并于27日击溃黔军六个团，再占遵义。28日，击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歼其一部。遵义战役“计共俘（敌）人在二千以上，（缴）枪一千以上”，（《野战军总司令部关于遵义战役战绩的通报》，1935年3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遵义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3月4日，中央红军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5日，中央红军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敌人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准备突击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之周浑元纵队未果。接着，中央红军主力进至西安寨、泮水地区，再次寻歼周浑元部未果。此时，中共中央和朱德、毛泽东进一步确定了“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的战略方针，继续部署对敌作战。就在此时（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向军委提出了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建议，首先得到了朱德的赞同，并在随后的军委会议上，与会绝大多数人不顾毛泽东的反对，一起表示支持，会议作出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然而，会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又说服了大家。11日，军委遂以朱德的名义颁布命令“不进攻打鼓新场”。12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毛泽东、王稼祥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15日，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起对薛岳兵团主力周浑元纵队作战，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敌三个师猛攻。红军血战终日，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场，并于次日转兵西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一次进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川黔滇边部队向川南进击。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以红军一个团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而以主力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即四渡赤水），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计划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破敌军封锁。当日，中央红军主力向驻守该地的周浑元纵队发起攻击，虽经激战，仍未获进展。27日，中央红军改以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红军东向并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南进至乌江北岸。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接着，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则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向贵阳逼进。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把蒋介石的“追剿”大军甩在乌江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