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一部。6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于贵阳附近平场以南地区，全力伏击薛岳部两个师未果。此后，中央红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进军云南，于27日进入昆明西北地区，接着转兵向北，5月9日渡过金沙江。
    以上所述，这就是四渡赤水前后的大致经过。
     通观四渡赤水的全过程，已经很清楚，处于劣势的中央红军在数倍于己的敌军之中艰苦转战，并最终摆脱了敌军，这的确了不起，值得大笔褒扬赞颂。

        然而，话又说回来，当年红军在转移中，面临强敌的围追堵截是经常的，而红军通过自己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来实现自己的战略转移目标和任务，又是十分正常的。否则，只能面临失败的结局。而像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这样成功摆脱敌军的例子，在各地红军中也不胜枚举。比如，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孤悬长江以南，深陷敌军丛中，还不是靠自己千回百折地转战，最后长征到达陕北？徐海东等领导指挥的红二十五军是一支不足三千人的小部队，还不是靠着自己灵活机动和英勇顽强，打得强敌靠边走，第一个进入陕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还不是以无坚不摧的意志和毅力、始终高敌一筹的谋略，迭挫强敌，完成长征的？所以，胜利完成长征的部队都一样，都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都有一段不同凡响的征战历程。况且，上面所说的三支红军部队，在长征中同中央红军比较，显然还都有着两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其一，损失相对较少；其二，沿途都还创建了新的根据地。
     此外，笔者在研究四渡赤水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对四渡赤水倍加尊崇，极力神化。例如，有的将其称为“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有的称其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还有那60年代唱红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长征组歌》，其中歌词气势如虹：“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不仅绝不恭维，甚而批评有加。亲眼目睹中央红军土城之战失败，以及随后几次三番的行动难以达到目的，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博古开始说话了，其语言不多，但一针见血：“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第346页）博古口中的“狭隘经验论者”指的就是毛泽东，这“也不成”也就是博古对土城失利和四渡赤水的评价。这里，博古虽然表露了一点对遵义会议遭批评的不满情绪，然而，却又正是毛泽东给他创造了发泄不满的平台，毛泽东给了博古企图抓住的“辫子”和“痛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