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常常摹仿毛泽东。她跟毛泽东结合之后，就连写字也学“毛体”，以至1983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份毛泽东手迹，经笔迹专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这才取了下来！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好在种种文件上写“批示”，那语气、那字体，也照搬毛泽东的样子。
    当然，江青也注意毛泽东的种种工作方法、谋略，暗中摹仿着。
     她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1936年斯诺前来陕北延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1970年12月，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又与他长谈。虽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过斯诺，把他的许多新的思索告诉了西方众多的读者。
    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最初，江青选择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韩素音当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比江青小三岁，1917年中秋节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南部信阳周家谷。父亲是中国铁道工程师，名叫周映彤；母亲却是比利时人，叫玛格丽特。这个混血女婴，取名为周光瑚，又名周月宾。
     周光瑚最初学医。偶然，她对写作发生了兴趣。1942年初，她在美出版了题为《目的地重庆》的小说，署名“HanSuyin”，亦即“韩素音”。那是她的笔名。“素音”，也就是小而平凡的声音。后来，她竟弃医从文，以写作为业，也就以笔名“韩素音”知名。
     韩素音加入了英国籍，她是以英文写作的，她的作品在西方具有相当的影响。然而，她又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何况她对中国革命相当了解，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她跟中国当局有着良好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江青看中了韩素音。
    不过，江青自己不便于直说，她让张春桥向韩素音转达了为她写传的意思。
    韩素音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注：1989年9月12日，韩素音和笔者在北京饭店的谈话。)在1971年夏天，江青请我和我的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吃饭。
     那天，在一开始，我就得罪了江青。她问我有多高，我说不上来，就说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不上我有多高。江青显得很不高兴，就只顾跟伊文思说话了。
     这时候，张春桥过来了，他跟我谈起了江青。他说，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又讲，听说你对样板戏很喜欢，样板戏就是在江青领导下搞出来的……不错，当时我看过几个样板戏，确实说过一些赞扬的话。不过，张春桥却借这个做由头，暗示我为江青写传——江青自己不说，叫张春桥跟我说。
     当然，我不能干干脆脆地说，我不写。我只好转了个弯，说自己很忙，一下子恐怕顾不上，推掉了。其实，张春桥的意思，就是江青的意思。江青听说以后生气了！
     江青找错了人！韩素音跟周恩来有着深厚的友谊。韩素音跟周恩来的助手龚澎(乔冠华夫人)是燕京大学同学。借助于龚澎的介绍，韩素音得以在1956年5月访问新中国，荣幸地一次又一次会晤周恩来总理，前后进行了八次长谈。
     尽管那时江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韩素音还是婉拒了为她立传——因为韩素音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虽说她当时对江青的认识并不那么深刻。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江青的那些阴谋勾当。我庆幸没有去当她的‘斯诺’。”韩素音对笔者说，“我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总理。正因为这样，我花费多年时间，在最近完成了《周恩来传》。”
    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1972年7月19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1978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据维特克自述：她学过中文，能说简单的汉语，但是只能说略懂而已。
    她曾在亚洲和欧洲做过两年研究，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
    她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论文，题目颇怪，叫做《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
    她能够前来中国，据她自述，是富有戏剧性的：
     1971年秋末，我照常到纽约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简朴的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饭后，当我正在饭店的大厅里浏览《纽约时报》时，一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目不斜视，留着短短的平头，身着立领海蓝色制服。这些人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们无疑正是新近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引者注：当时，联合国刚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纽约)。这些人暂时在十四层下榻，而与他们居于同一屋檐下的我，竟差点错失良机。
     正好，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便迅速跑进电梯，按了十四层。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是想要去看看这些面孔严肃的北京使者们是否保持着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到的那些饮食传统。他们也许正在大门口吞咽着大饼油条──一种典型的华北早餐，说不定他们正在饭店的老式散热器上暖着他们的茶壶呢。
     电梯口站着两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侍者。“请说明您的身份”，一位警官对我说。我告诉了他。“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正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时，突然发现有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正好奇地从一扇门后探出头来张望。我用中国俗语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并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这座美国城市里过得怎样。这个人警觉地抽身退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