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曾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专心研究这些材料。”
    所以，维特克是有备而来的，事先看了大量关于江青的背景资料。
     维特克终于提出希望采访江青，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不能不郑重加以考虑：邓颖超早在1927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解放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维特克是恰当的。可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遮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不过，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也真巧，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 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1972年8月12日下午，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那时几乎成了江青的专用厅。
    当穿着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又漂亮的维特克，跟江青紧紧握手之后，寒暄不过几句而已。
    江青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你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我热烈地欢迎你！”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我见到您非常荣幸！今天，是我来到中国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维特克出现了；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道：
     “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特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我谈的都可以发表。”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
    “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维特克深为喜悦。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注：《〈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新观察》1988年第9期。)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1972年8月25日至8月31日。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1972年8月18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8月25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张清化说：“江青于8月25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8月31日。”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