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忙乱之后，由后门走出一位身着短袖衫和肥裤子的瘦小男子。“我姓刘”，他很不自然地说，同时陪我进入一个小房间。落座后，他给我递烟上茶，用的都是中国货。我们夹杂着汉语、法语和英语礼貌地开始交谈。我们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互换学生的可能(目前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意识的可能性。谈话很空洞。但双方都未使用批评的言辞。我们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我告辞出来时，这位刘先生用低而温和的语调邀请我改日再来。
     ……这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使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有时也是很灵活的，他们并不完全像自己在宣传中所说的那么死板。而冷战的阴影和学者的单纯曾经使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几周之后，当我为了学术上的事再次来到纽约时，中国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馆去了。在那里他们开始卓有成效地改变他们在持有偏见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我正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决定再拜访他们一次。可这回就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了，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才联系上，其中有一次是把电话打到了“中华民国(台湾)驻美联络处”(正准备撤回台湾)，一个狂怒的男子在电话中对我吼道：“共匪们不住这儿！”
     不久，我见到了刘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团的顾问，还是代表团团长黄华大使的夫人，而黄华在数年内一直是国外任职的中国人中职衔最高的。何女士那天下午抽时间会见了我。我们用汉语和法语(当时法语是她使用的主要外交语言)交谈，在场的还有代表团的二等秘书高良。高良显得活泼健谈，但她只说汉语。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她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我正准备出版一本以中国女权运动为题材的书，而正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熟悉了许多现在已成为“老革命”的人在青年时候的斗争事迹。她们还得知，我是一套十六卷本的名为《红旗飘飘》的书的合编者之一，此书是一些革命者的回忆录摘集……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
     维特克向中国方面再三说明，她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她希望会见中国妇女领袖，作些采访。
    正因为这样，维特克受到了访华邀请。
    维特克是这样自述的：
     何理良问我，如果她和高良为我给北京写封信，推荐我去中国研究革命妇女和文化，我是否愿意去？因为只有亲眼看看中国，亲口和人们交谈之后，我才能避开那种仅以外国图书馆中能找到的、错误的或不可信的材料为依据来写作的“学术”俗套。
    我当然乐于接受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也没太把她的建议当真。几周以后，高良给我打电话，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用以与那些尚未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机构)已邀请我在当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所有在中国的费用都由中方负责。”
    高良还告诉我，不必到渥太华申请签证，我只要把护照送去即可。
    就这样，维特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她来到北京，受到邓颖超、康克清的接见，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维特克访华的潜在目的，是访问江青。她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为的是便于被中方所接受，以求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另外，她也无法预计能否受到江青的接见。所以，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是最为名正言顺的。倘若她无法在中国见到江青，她就写“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
    她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
    维特克的自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967年秋我回到了伯克利(引者注：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在此期间我曾研读过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对她抱有很大兴趣。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毛夫人，忽然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并向那些老人以及他们的既定立场发起了猛攻。我不惜把手头的工作全部抛开，以便研究这个人的历史。这个题目在当时看来几乎难以完成。因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公开之前，共产党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这种隐讳，使得对这位执掌重权的中国妇女感到惊异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