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仅在通州一地，在这座中国未设一兵一卒抵抗的城市中，就有573名中上层妇女因不堪忍受联军士兵污辱羞愤自尽，而同样受辱的下层妇女们，则只能忍气吞声。当西方士兵本身的所作所为意味着野蛮和残暴的时候，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去控诉中国义和拳的野蛮行径？”
     “择吉日相见”——让西方特使受够了的晚清外交鸦片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各国为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以及谋求大清王朝对他们利益的认可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基本上都遭到了大清政府或是和善或是愠怒的反对，大清王朝的“打太极拳”和“当头棒喝”导致了一场又一场战争，西方人最终使用武力使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们表示了屈服。
     但是，大清王朝受到天朝上国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仍然不会那么痛快地处理外交事务，通常情况下，每一位西方国家的特使均被礼貌地告知，由于政务繁忙，大清政府的官员们暂时无法接见他们，并举行相关商讨会议，清朝政府对此造成的不便表示真诚的歉意；与此同时，大清政府的官员们又会表示，一俟有闲，当选定“吉日”相见。正常结果是无止境的拖延，西方的特使们受够了这种等待，便决定打道回府。这时，清朝官员又照旧是一副让人觉得“他们表示歉意”的官腔回复。
     福斯特在《美国的东方外交》一书中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中国最擅长拖延战术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1854年1月对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说道，借此时机，我向您表达我衷心的祝愿，并且相信，您对我们的祝福仍会一如既往。许多欧美外交官都有过类似经历。
     清政府用拖延战术来对付西方外交官的做法，在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有所收敛，西方人在中国的境遇也因此得到了明显改善。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承认西方国家可派公使进驻北京，西方人在中国有游历、贸易的权利，并可在中国更多地区居住的权利。并在卫三畏博士的大力支持下，法国公使率先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允许传教”的要求，基督教因而在中国有了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