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苏联公布这些数字距今已经有30多年了，海内外众多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相信它们也已经30多年了。奇怪的是，身为受援方，又不同意这些数字的中国方面，迄今并无任何具体澄清真相的系统研究，几十年来甚至连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论文都未见发表。既不便开放相关档案，提供人们进行研究对比，也不鼓励相关研究者作深入探讨，弄清史实，结果，在涉及苏援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回忆资料在国内外以各种方式被逐渐披露出来的今天，除了像刘文这样全盘否定苏援作用的声音外，已经有更多的读者在相信苏方公布的数字的说法了。
     当然，拒绝接受来自俄国的说法的情况久已有之。自20世纪90年代俄国档案陆续开放以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与我们过去的解释不同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数学者的态度是欢迎的，他们会把任何新史料的披露都看成是深入研究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总是有少数研究者像刘统先生一样本能地对这类说法采取排斥的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过去的认识，只相信自己看到的部分档案，甚至只相信自己人写的回忆录，并据此坚称俄国档案“不可靠”。
     笔者在此想要介绍给这些研究者的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我们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问题时，常常会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所公布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以便说明毛泽东这一天已经表明了决心出兵朝鲜的态度。但是，后来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中发现了10月3日由毛泽东口授、苏联罗申大使记录并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原件，并将其公之于众。于是，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的真实性很快受到质疑，甚至中国政府公布文献的可靠性也立即成为美俄等国报纸炒作的题目。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档案保管及文献研究机关并没有采取简单否认和抵触的态度，而是主动配合国际学术界查验并提供了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稿原件的复印件。经过将两份档案原件的复印件认真比对和研究，中外学者最后达成了有益的共识。即大家都同意，这两份文献都是真实的，不过中国方面早先公布的10月2日电报稿虽然是毛泽东亲笔起草，实际上却并没有发出。由于当天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因此第二天毛泽东亲自口授，经苏联大使罗申发出了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里看到的那封意见完全相反的电报。
    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似乎应当可以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可能与我们过去说法不同的东西，不论它们是来自俄国，还是来自我们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