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问道：“总共调了多少人？”
    方剑华答：“共调两万人。”
     方剑华在证言中还说，王洪文、戴立清来永福路(二兵团)总部，与耿金章和我商定(娄培秀在门口挡客)：一、康平路现场由“二兵团”耿金章组织火线指挥部负责解决；二、各区、各基层的赤卫队及其老窝由王洪文、戴立清指挥“工总司”所属造反队去砸掉。
     对于这次事件在“动手”时的研究情况，法庭在方剑华于1968年10月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查获，这份材料里写道：事情发生的当晚，王洪文、戴立清来兵团与耿金章、陆家滨(方剑华后来于1981年4月更正说，陆不在场)和方剑华等几个人决定调动人员进行包围赤卫队闹事的人。调动人员分工是，戴立清调动总部各区人员，方剑华调动“二兵团”人员。耿金章、张虎根指挥。
    就在耿金章调人前往康平路时，赤卫队组织人马准备冲击张春桥的家。
     耿金章见张虎根去了很久没有多少动静，赤卫队仍然在康平路一带活动，于是便决定调整人员，调孙玉喜到“前线”担任指挥，而将张虎根换下来去保卫张春桥的家。
    张虎根、孙玉喜在法庭上的证言证实了这一点。
    张虎根在证言中说，耿金章让我带一千多人“去保卫张春桥、柯庆施的家。”
     孙玉喜在法庭的证言中说，耿金章叫张虎根去组织围攻，张虎根指挥不力，耿金章又布置我前去，“我是根据耿金章的布置去办的，围攻赤卫队是我组织的”。
     29日晚上八点多钟，夕阳已沉入黄浦江，大上海华灯绽放，流光溢彩。荣昌路六十号的大门前驰来了一辆轿车，一个人手中夹着一只黑色公用皮包步出车门，匆匆地朝里面走去。
    早已等候在此的耿金章热情地接待了来人。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
     在此之前，何秀文突然接到张春桥老婆(李)文静的电话，说是有紧急事情，让他到耿金章那里去一趟，向耿金章当面传达张春桥的指示，一定要想办法将赤卫队镇压下去。
     听了何秀文的传达后，耿金章满怀信心地对何秀文说：“是(张)春桥打电话给王洪文叫我们打的。(张)春桥说赤卫队现在提出造反的口号是想抓造反的旗帜，要摘桃子了，胜利果实不能让赤卫队抢去，所以我们下定决心，非干不可，一定要打一仗的。”
    何秀文见耿金章信心十足，并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也就放心地回去向张春桥汇报去了。
     据朱维铮于1971年7月29日所写的一份材料中说：徐景贤“派王承龙和我同去，再次向他们(指耿金章)当面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指张春桥)的指示。”
     法庭在审理此案时认为，从以上可以看出，张春桥的电话指令已通过各种方式传达给了耿金章等人，耿金章等人的行动，完全是按照张春桥的旨意执行的。
     送走何秀文，耿金章再次召开“二兵团”下属各区联络站头头的会议，除传达张春桥的指示外，还向大家通报行动计划和相关事项，要各区都做好准备，随时注意兵团总部发出的各种指令，到时行动要快，不能延误，对赤卫队下手要狠，要将赤卫队彻底打垮，不能让他们有死灰复燃的机会。
    关于荣昌路会议的情况，法庭在审理此案时，获得了一本参加会议的李醒尘的原始记录，这个记录中写道：
     孙××：准备组织力量突击，要很好了解地形，要道口截断，人力组织好，多处突击，大部分力量要安排好缺口。猛打猛冲，要采取计策，掌握战机，我们还有后备力量待命，准备出动。
    马××：抓他们(指赤卫队)的头头。冲一下，他们(指赤卫队)就垮了。
    吴××：要马上抓，是个好机会，主张今晚就冲。冲之前可搞些宣传，谈清楚为什么要冲进去，以后进去辩论。时间要马上冲进去。
     最后，耿金章在会上宣布：“在天亮前，赤卫队还不撤离康平路大院，我们就冲进去，把赤卫队赶出来。30日凌晨，我就指挥‘二兵团’的人冲进康平路大院。”
    一场充满着血腥的狂风，即将率先在上海滩上刮起，并迅速地蔓延全国。
    在耿金章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的同时，张春桥在北京中央文革的办公室里，正心急火燎地向上海方面打电话，四处寻找王洪文。
     张春桥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王司令，立刻向他下达指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赤卫队抢夺了“胜利果实”，如果形势紧迫，有必要对这个组织采取行动，将这个组织打垮。
    王洪文得到张春桥的这个指示后，感到上海形势不容乐观，便召集“工总司”的相关头头们开会，商量对策。
     上海工人群众组织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一个是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两个组织之间都说自己是最革命的，都是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可相互之间却又是水火不容。
     这时王洪文已得知耿金章从北京飞回上海，并在组织“二兵团”对赤卫队采取行动，于是便下令“工总司”的各组织组织，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随时准备给耿金章的“二兵团”以支持。
    午夜，疲倦了的大上海安静地入睡了。
    30日凌晨两点，在各厂区通向康平路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手持棍棒、头戴藤帽的人，如同一群幽灵般地在大街上奔跑着。
    这些人在有计划有组织的指挥下，迅速地封锁了厂区到市里的主要街道和各公路要口。
    待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只见有一队手持大刀、长矛和枪支的队伍，以很快的速度包围了康平路，封锁包围了“赤卫队”总部。
    这是耿金章“二兵团”的人马，他们气势汹地冲到市委大院的围墙外，可是却并没有立刻向大院里的赤卫队发起冲锋。
    这与事先商量的行动完全不一样，这里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原来，当耿金章的“二兵团”正准备向大院里发起冲击时，却受到了许多在场的市委机关干部的阻止，这些人围在大院外面，不让“二兵团”的人往里面冲。
    双方为此僵持着。
    这时“二兵团”的另一个头头王承龙赶来了，他见如此状况，也不同意此刻采取武力攻打，而是先采用政治攻势。
    主张冲进去的一部分人则反驳道：“政治攻势就是斗争解决！”
    双方为此争吵起来。
    正在双方争吵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只听的人喊了一声“老耿来了！”
    这一声之后，全场立刻安静下来，人们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耿金章带着一队人马，气势汹汹地朝这边跑来。
    两边争吵的人仿佛看见了“救星”，都看着耿金章不再说话。
    耿金章奇怪地问道：“怎么哪？”
    主张进攻的人们立刻喊起来：“工人最有发言权，老耿，我们听你的！”
    耿金章看了一眼人群，认为这些人太“右倾”，于是便将手的挥，大叫一声：“上！”
     随着这一声号令，成千上万的“二兵团”队员按照早已准备好了的方案，拿着各种各样的武斗工具，向着市委大院里的“赤卫队”发起攻击。
    在审理这起案件时，在场的劳××的证言是这样谈到当时的情况的：
     29日晚上十一、十二点，我(劳××)到康平路附近的一幢洋房里，……耿金章进来了。孙××说，老耿来了，现在是真正的工人来了，我们听老耿的，你下命令吧！之后，耿金章通过广播对“工总司”进行煽动，命令“工总司”的人马上冲进100号院内，以后发生了冲击康平路的事件。
    这也许就是耿金章亲临现场之前的情景，也就是说，在这场争论中以耿金章为首的主战派取得了胜利。
    随着耿金章的一声令下，这支队伍就向驻扎在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总部发起了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