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卫队”对此进行了还击。
    双方战斗是激烈的，冲杀声和厮打声打破了夜的寂静，给平静的上海之夜带来了血雨腥风。
    凌晨六点多钟，在“工总司”的猛烈攻击下，“赤卫队”总部终于被“踏平”，全部人员投降。
     七点多钟，投降的两万多名“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六路被赶到四马路上集中，将他们的袖章全部扯下来，堆了六大堆。这次武斗事件中，一共伤残91人。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上海的“康平路武斗事件”。
    此事震惊了整个上海滩——这完全超过了旧社会里青红帮的手段啊！
    后来的法庭审判时，对于这次事件作为一起重大事件进行了庭审。
    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除当时武斗现场之外，也就是说同一时刻在上海的其他地方也同时发生了武斗。
     就在耿金章率“二兵团”和“工总司”近两万人的队伍，对进驻市委大院的“赤卫队”进行围攻时，另一支队伍也在上海滩上秘密公诉公诉地开始了行动。
     位于杭州路的上海“工总司”总部，负责值班的王腓利急急忙忙地走出大门，直朝上棉十七厂跑去，见到了正在那里的“司令”王洪文，将康平路发生的情况向他汇报。
    王洪文没有想到耿金章下手如此之快，便对前来的王腓利挥挥手，说了一声“走”，很快就冲出了厂门。
     王洪文带领几个人跑到位于闸北的“工总司分部”，立刻对早已调集待令的人员进行安排，要他们迅速占领“赤卫队”闸北分部，同时将他们的物资缴获过来，全部搬到“工总司闸北分部”，归造反队享用。
     王洪文为什么首先要带队去闸北呢？因为上海火车站在这个地方，交通方便，为了防止被打散的“赤卫队”人员外逃，更为了防止他们乘机到北京去告状，揭露张春桥、王洪文一伙人打击群众的残酷手段，因此首先必须得占领这个地方，以便封锁消息，用他们的说法就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在打垮了闸北“赤卫队”分部之后，王洪文立刻下令，由他带领一支队伍，去西藏路一带堵截，千方百计阻止“赤卫队”的人去火车站。
    接着，王洪文又令另一部分队员，前往康平路协助攻打“赤卫队”。
     据王洪文在特别法庭上交待：29日晚，我(王洪文)和王腓利从上棉十七厂去闸北区分部，同曹德宏调人包围西藏路一带的“赤卫队”，收缴“赤卫队”的袖章，解散了他们的队伍。
     曹德宏在法庭上的证言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证言中说：29日晚，王洪文、王腓利、廖祖康到各区指挥点检查。王洪文说：“你们负责外围阻止任务，要是赤兄(指“赤卫队”)来增援部队，如果发现，要很好揍他们一下，决不能让他们冲进去。”“要阻止，要狠狠揍他们一下子。”
    30日早晨，部分“工总司”的头头接到通知，让他们到位于衡山宾馆二楼的现场指挥部去开会。
    王洪文向大家下达了命令：你们回到各区后，尽量迅速地彻底摧毁“赤卫队”的区联络站。
    从此，王洪文便以武力打击、迫害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群众组织，在上海制造了几件血案。
     1966年12月31日，在张春桥支持下，为了不让工人“赤卫队”“死灰复燃”，在经过秘密策划之后，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发出特急通令。
    《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特急通令》称：
     ……把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及各区、县分部的头头统统抓起来，押送公安局。各工矿企业工人“赤卫队”头头中，有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罪行者，也一律抓送公安局。
    “赤卫队”被打垮之后事情却并没有完。
     “康平路事件”在全国率先挑起武斗，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为了推卸罪责，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上海的余党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就在这次事件的当天，一直控制着整个事件局面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便从北京给徐景贤打来电话。姚文元在电话里传达了张春桥和自己的指示：康平路事件“是市委造成的”，“是挑起群众斗群众”。并要求徐景贤针对这种情况，必须立刻采取措施，将“各个组织找到一起快点商量”。
    姚文元在电话时同时还给出主意说：“无论如何不要放弃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
     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家伙是多么的有心计，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们随时都会拿出“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来打击别人，为自己开脱罪责。
     法庭在调查时获得一本当时有关人员陈斌的笔记本，据陈斌的笔记本记录：30日12时，张春桥给市委“丁学雷”来电，“把斗争口号提得响一些，观点鲜明一些，曹荻秋是12·30事件的罪魁祸首。”
     只可怜一个被打倒的曹荻秋，此时早已失去了人身自由，对于这次事件根本就毫无知晓，却硬被打成了一个“罪魁祸首”，其冤不知向何处去诉。
    徐景贤对此心领神会，他必须得想办法将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安在市委曹荻秋等人的头上。
    徐景贤立刻在衡山宾馆召集相关群众组织的联络员进行传达，要他们将一切都栽赃在市委的头上。
    紧接着，他又以“丁学雷”的名义，打电话给“工总司”的董兴茂，要他将以上情况报告“工总司”的头头。
     法庭上姜延良的证言证实了这一点：30日下午三、四点钟，徐景贤到衡山火线指挥部，传达张春桥的指示(朱玉佩也在场)，要宣传“赤卫队”的“暴行”，宣传的旗帜不要撑(称)“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矛头要对准陈(丕显)、曹(荻秋)。
     当事人李醒尘在法庭的证言中也谈到：30日，徐景贤传达姚文元打来的电话，“这场群众斗群众是市委挑起的”，“主要矛头要对市委反动路线”，“抄张春桥的家不能作为口号，要针对曹荻秋、陈丕显”。“12月30日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是市委反动路线，发生了要抓住，对准市委，要赶快找革命组织把精神透露出去”。“要赶快把矛头对准市委，要紧紧抓住这个事件，抓住市委”。
    在法庭获得的董××当时的电话记录上明确地写着：
     丁学雷传达春桥来电，12月30日的流血事件是曹荻秋一手挑起来的群众斗群众的罪恶行动。现在的口号应当提得显明一些，不要以围攻张春桥的家为口号，要针对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2月30日事件是市委反动路线的结果，完全是市委曹荻秋挑起来的，“赤卫队”是市委一手炮制的组织，例如……。要我们把矛头指向曹荻秋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工人“赤卫队”大部分是被蒙蔽的，不要上曹荻秋的当，继续和“赤卫队”干下去，市委就可以捞到稻草了。
    接着，王洪文便根据这个要求，在“工总司”内部召开大会，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传达，要求大家能够“统一认识”。
    法庭在查获的参加会议的黄金海的笔记本上，看到当时所做的会议记录是这样写下王洪所要求的几点的：
     (1)在发动群众，不能以张春桥、柯老家抄了。(2)因为市委挑起群众斗群众，×××(这三个字模糊不清)在曹老头。(3)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要提得高。(4)不要抓太多人，各派负责人应该下来研究一下形势。(5)如果发生群众斗群众，曹老头××(这二字模糊不清)。
    在经过一番周密的布置之后，为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一文一武便开始了行动。
    徐景贤组织几个秀才，挥动笔墨，炮制各种混淆是非的文章，在全市各地散发。
     徐景贤在法庭上交待，他本人写了《“赤卫队”为什么大闹龙宫》，还审查并修改了另一篇诬蔑攻击市委的文章《炮口对准阎罗王》。这些文章主要矛头是指向市委，内容是提出“打倒曹荻秋，揪出陈丕显”，并说“造成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阎王殿里的陈、曹一伙老爷。”同时还编印了《机关炮》传单。这些文章，大都被刻印在他们一伙所办的《机关炮》上，每篇都印了七千份，在全市广为散发。
    在《机关炮》第五期上，这伙人还写道：“‘赤卫队’还居然派人冲柯庆施同志的家，冲张春桥同志的家。”
    王洪文则组织力量，将“赤卫队”的组织层层砸烂，并下达通令对“赤卫队”的人员进行威胁。
    在法庭获取的陈×的原始记录和陈×在1967年1月5日整理的记录，里面都这样写道：
    王洪文、陈阿大等五人在1967年1月3日晚八时半至十一时四十五分，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康平路事件的情况。
     曹德宏在法庭的证言中说：30日晨，杨国胜通知我去衡山(宾馆)二楼现场指挥部，王洪文主持会议，在场的有潘国平、戴立清、王腓利……。王洪文说：“你们回到各区后，尽量迅速地彻底摧毁”“赤卫队”的区联络站。”
    王洪文在特别法庭上交待说：(康平路)事件结束后，“工总司”发过《通令》。
    据耿金章交代：30日上午，王洪文对耿金章说，还要提高警惕，防止“赤卫队”重来。
    孙玉喜在法庭上的证言中称：耿金章还布置抓“赤卫队”区以上的头头，抓到后送市公安局。
    这是两个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要将“赤卫队”的这些人送公安局？
    1967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法院上班，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我代表市高级人民法院去参加市公安局召开的一个会议。
     会议地点设在建国西路七十五号北楼一楼的一个会议室，由市公安局的代表主持，主要是根据张春桥的旨意，对当时被认为是“保守组织”的上海工人“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等人的判刑问题发表意见。
    这次袭击，工人“赤卫队”被彻底打垮，负责人王玉玺等被王洪文命令抓了起来，后关押在市公安局。
    会上首先由公安局代表说明“案情”，然后叫我和检察院的代表发言。
     检察院代表是我早就认识的胶东老乡，曾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李栋，他坐在我旁边，听完后小声地对我说：“这个‘案子’有些奇怪，你发言千万不要同意公诉。”
     我也觉得这个“案子”如此处理不合法律，就首先发言，我认为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武斗，单纯判处被打垮的一方，这样是不公正的，也是违背法律原则的。这样的事情，根据中央最近的指示，在运动初期发生的案件处理问题，不能急于判处，要等到运动后期再处理。因而，现在对王玉玺等人不宜公诉判刑。
    我的发言刚说完，公安局的代表就开始发言，表示可以处理。
     我正要与他们争论，这时李栋开始发言。他说，根据运动发展情况，对工人“赤卫队”头头王玉玺不宜公诉为好，放到运动后期再说。
    这样一来，公、检、法三家对同一个“案件”就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种认识的对立便引起了争论。
    两票对一票，会议形成了僵局。
    这时，只见大家的目光都朝门外看去。
    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外，车上走下两个人来。
     待这两个人走进屋后，我才看清一个是当时在上海滩上早已家喻户晓的王洪文，另一个是他的保镖，后来听说是警备区的一个团级干部。
    他朝公安局的代表看了一眼，看样子会前他俩早已商量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