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林彪阴谋政变证据确凿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权的阴谋失败后，林彪感慨地说：丘八斗不过秀才。8月27日晚，他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我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武的”，即用武力手段进行篡权。
     1969年2月16日，林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感谢他们对林立果的帮助，并说今后可让林立果单独行动。1970年5月2日，林彪接见了空军“调研小组”一些主要成员。10月在“调研小组”基础上，成立了以林立果为头的“联合舰队”——策动武装政变的核心骨干队伍。
     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密谋。从3月21日至24日，由于新野执笔草拟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
     据李伟信说，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说：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1980年11月25日，李伟信在法庭作证时说：“《纪要》是在林彪授意下，由林立果在上海制定的。其后“联合舰队”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计划，进行武装政变准备的。
     在《“571工程”纪要》中，他们估计发动政变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夺取全国政权，或造成割据局面；另一种是“下台，进监狱，卫戍区”，“不成功便成仁”。他们策划的政变，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破釜沉舟”，“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在以“奇袭”手段谋害毛泽东后，宣布由林彪“接班”，“夺取全国政权”。中策是：在上海或广州搞封建割据，“逼中央表态支持”，“形成对峙局面，再和平谈判”。下策是：逃往境外，或北逃去苏联，或南逃去香港。为此，准备了航行资料，林立果还曾到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
    1971年9月5日、6日，林彪、叶群得知了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惊恐不安，决心采取行动谋杀毛泽东。
     9月6日，周宇驰飞到北戴河，向林彪、叶群报告毛泽东在南方的谈话内容。据林立果讲，林彪当时抱着周哭着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次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九月八日”。这就是发动武装政变的命令。9月11日，林立果又将这似乎便是毛作批示达7个月之久，邓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此外，它还引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3年3月10日)中这样一大段话：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不难看出，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央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做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应当说，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实质”所在。